一、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探讨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要追溯于大量学者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亚经济腾飞的原因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九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产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导致的该地区社会抚养压力较小，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的生产意愿强烈，并且储蓄率高，从而当时社会人口结构非常契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经济发展供了很好的人口背景，更有人将其称为“人口机会窗口”。

关于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因素起到了很大一部分促进作用。从劳动负担比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如此瞩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始终处于一个非常低程度的劳动负担比。

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劳动负担比越低，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去三十年，我国人口劳动负担比的低水平状态累计给我国经济发展供了充足的动力，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负担比逐年增加阻碍经济发展的效应愈发明显。伴随着地区的地理差异，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分区域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相对的，中部、西部地区并不明显。东北地区各地级市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的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空间依赖性不断加强。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热门话题。经济增长是由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但人口老龄化作为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负面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例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的供给减少；由于资本逐利的本质导致资本将从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流出，导致该地区资本形成减少等。

人口老龄化初期，健康医疗保障性支出增加，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差异很大。人口老龄化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相比当地，老龄化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改变的是人口的社会结构，其中人口的城乡分布就是分析人口结构重要的一环。目前探讨人口城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城市化作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推论出人口城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的作用是单向的。城市化水平的升最为主要的推动力就是经济的增长，换言之，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推进的直接原因，然而，城市化对于经济的增长的推进作用并不明显，即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二者之间联系是单向的，并不是相互促进的。

农村劳动的转移是中国开放三十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中国推进城市化供了不断的动力。城市化的推进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放正好满足了该需求，为城市投资扩张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城市化的具体表现除了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变化外，还有收入差距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从城市化为切入点，认为城市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显著的、均衡的关系。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存在逐渐扩大的趋势，二者之间存在负的相关性。

经济增长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长期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致的，都是正相关。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资源的集聚，这种集聚性对服务业和工业的发展都是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

相对地，这种集聚性的强化也将引发该地区工资成本和住房成本的上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共同发展才能保持二者的持续性，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平稳向上。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产业结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

考虑我国发展的当前阶段，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途径是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土地财政对城市化的进程具有强烈的阻碍作用。

近三十年，我国各个地区的城市化步入了特殊的阶段，在该阶段内，各地区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通过对土地要素的重新估值出售，虽然推动了土地的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繁荣，但是这仅仅是短期的表现，人口的城市化和土地的城市化产生严重的脱节，房地产的过快发展，导致住房的资产收益快于劳动收益，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性，长期而言，抑制了城市化进程。

二、城乡消费差距研究

经济系统最重要的是消费市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经济系统的最终市场是消费市场、经济系统最终决定性意义的市场也是消费市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我国多年以来一直有待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意，城镇和农村的非协调发展，使得城乡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存在相互正向作用，同时二者都会增加城乡消费差距。房价的上涨将加剧政府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促进当地政府的收入的同时，土地财政将促进房价的上升。而房价的上升会导致城市已经购买了房产的居民享受到了远超劳动收益的资产增值，房地产的投资价值日益膨胀进一步导致房价的上升，进而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

产业结构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变化的，但是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使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又因为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依据时间的不同，我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产业结构升级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城乡居民消费都在增加，而在近十几年，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并且东部地区的趋势要强于中西部地区。

影响消费的因素除了产业因素等深层次的因素外，还有更为直观的收入、消费环境等。城乡消费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流通体系发展的不平衡尤为突出。

显然，城乡流通体系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乡村地区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乡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有待发掘，并且潜力是巨量的。即使短期内由于流通体系建设的成本问题将导致社会整体收益并不明显，但是就长期而言，综合影响是积极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会显著拉大城乡消费差距，而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却能显著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会使得无空间效应模型的估计产生偏差。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化是连续的，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动态变化的。

在引起城乡消费差距产生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最没有争议也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因素。指出城乡消费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此外，相比于考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更加直接和实用的措施.财政支出关系到政策对城乡不同的侧重。

财政支农支出占比的增加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乡消费差距更加明显，高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占比是有必要的，可以有效地减少该地区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现象。

消费环境的数字化能够显著地刺激乡村的消费，使得乡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得到大量释放，但是数字化的消费环境对城乡的消费的刺激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应该大力推进电商下乡活动，更好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

乡村地区的电商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当前国内两大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京东都在不断升乡村地区零售数字化的广度和深度，目的在于更好、更快、更早地享受到乡村消费潜力得到释放的红利。两大电商的思路都是优先完善乡村的流通体系，然后运用成熟的乡村流通体系助力乡村零售数字化的推进，抢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