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你背叛了工人阶级

本文是《百年中国：社会转型》(点击即可阅读)之后的第二部，重点讲述在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中，中国从封建的改朝换代如何产生近现代的民族觉醒。

1. 社会转型-民族觉醒

开始本节内容之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族觉醒？

所谓民族觉醒，是指民族意识的觉醒，它与社会转型息息相关，就此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回顾。

中国的两次社会大转型，发生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以及从晚晴的鸦片战争至今(1840年-至今)。

秦朝之所以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是因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华夏大地上真正出现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由此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统一的民族，而在从广义(旧石器时代-秦统一六国)到狭义(春秋战国-)的先秦时期，是部族林立的。

广义的先秦虽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原始时本是没有异族的。

随着各部族的发展、壮大、分裂，华夏族与异族的区别慢慢显现，文化、风俗、礼仪等等。

此处的异族，便是那些所谓的蛮夷戎狄，这里也是统称。

华夏族是农耕文化，居住于河流、平原之处；而异族则是游牧文化，居于山泽、草原等地。

也就是说，华夷的位置大概是按照当时的地势所定的，但从更大范围的地理环境这个视角来看，这样说明未免有点绝对。

即上图并不准确，充其量算是概括的分布图，非要细化的话，一定程度上的华夷“杂处混居”是有史料根据的，当然这与视野和认识的局限有关。

到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至少说明，东周时期的华夏族与异族已经有了严格的区别。

他们经过不断的发展最后逐渐趋向于统一，形成了民族的概念，这就是最初民族意识的觉醒。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相对抽象和渐进化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的姓氏就是由不同的部族演化而来。

《诗经》中描述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西周，政治上改革宗法制与分封制、思想文化上制礼作乐有比较鲜明的推进作用。

不夸张地说，其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即是拉开奴隶制社会瓦解的序幕：

中央集权统治形同虚设，土地兼并情况愈演愈烈，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和地主农民阶级，此时封建社会形态已然初步形成。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乱”，所以称其为“社会转型”。

这种“乱象”为东周的春秋战国诸子及百家争鸣的思想启蒙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孕育了民族觉醒。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大秦王朝，由此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

2.近现代的民族觉醒

近现代中国的民族觉醒比先秦的春秋战国更为深刻，相比大一统的国家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和血泪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儿女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抗争史。

从清王朝晚期，历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时期，到国民政府时期，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分水岭

中国近现代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从鸦片战争1840-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为止是中国近代，新中国成立1949年-至今为中国现代。

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1840-1919年五四运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划分依据：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

五四运动虽是北京几千名学生发起的请愿活动，但可谓影响深远，到六月三日的市民声援(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等)，已发展成为全国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表现出伟大的战斗力量，逐渐成为主力军。

客观上它和各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一起，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一批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对五四爱国的群众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

他们宣传和指导行动的理论武器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这批知识分子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开展工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总结领悟反思，并最终走上建党之路。

因此五四运动成为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思想启蒙便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

[延伸阅读1]梁启超、 林长民、汪大燮、蔡元培。

I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超即以在野身份，为中国参加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作策划，并向大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总统府外交委员会。

委员会以代理过国务总理、前外交总长的政界元老汪大燮为委员长，以进步党领导人、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处理这一特定时期的外交事务。

梁启超带着一批著名专家—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工业丁文江、外交刘崇杰等2月18日到达巴黎。

他以会外顾问身份，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

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让中国人满怀希望，但中日交涉的许多内情，比如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连梁启超自己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由此中国愿望的实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3月6日，获悉详情的梁启超致电外交委员会汪大燮、林长民，交还青岛查自日据胶济铁路，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

会议进程中，日使也在英法美等国展开密集外交，积极运作，英法终为所动。

巴黎和会议定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本来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准备签字。

紧急关头，梁启超再次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国民外交协会最后在1919年4月30日收到梁启超要求拒绝签字的来电。

II

接着出场的是林长民，其堂弟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中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女儿是著名才女林徽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独立，他以福建省代表到上海参加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包括让位袁世凯都有他投出的一票。

参议院成立后，他不仅是参议员和秘书长，还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并于4月任秘书长。1917年，张勋复辟被平息之后，出任司法总长……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林长民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的事务长，同时又是1919年2月16日成立的民间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

协会推举出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10位理事，从而实现了五四运动中官方与民间的互动。

4月30日，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的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当晚即送到报馆，总编辑陈博生马上将其刊载于第二天的《晨报》。

此文虽短，仅有300余字，却像一枚重磅炸弹，使国人震惊。

5月1日外交委员会形成拒绝签约且经过总统同意的决议，但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却给巴黎和会代表发密电命令签约。

III

恰好林长民有一位同乡在电报处工作，晚间得知讯息后，林长民，5月3日到外交委员会向汪大燮报告此事。

这位外交元老得知这个消息，失望愤怒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事务，回家却不能释怀，苦苦思考以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签字。

最后，经叶景莘提醒，决定去找蔡元培，让学生起来督责政府，于是他亲自赶到到了蔡元培住处痛陈利害。

蔡元培随即约见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通报外交失败及国民外交协会的决定。

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

(1)联合各界一致力争；(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

(3)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街示威运动；(4)定于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2)新文化运动

……

(特别说明：本文未完待续，纯属个人观点，图片源于网络，仅供参考，谢谢观赏。精彩继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