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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从部队光荣退伍，回到老家当了一名合同制乡警。我们那里民风淳朴，人们对我这种穿着制服的人特别尊敬，虽然我经常下乡，但每次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当地村民当成高级客人，热情地迎进家里，全面周到地伺候着。

和我同时退伍的战友浦长江，就没有遇到同样的幸运，他被招聘在邻县当乡警，那边警民关系经常搞得很紧张，人们一看到他们的影子，就假装下地干活，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每次我们见面叙旧，都是听他不住地诉苦，我常听得哈哈大笑。

只是世事难料，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占着天时地利人和。我这种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日子，仅仅过了八年就彻底结束了。

1999年，我们那里要实行“警衔制”，基层民警队伍进行改编。我们县里那些有权的人，趁机开始给他们的子女谋后路，将我们这些挎布袋粮的“乡警”，提前狠心地一刀“砍”了。我们当时总共八十多名乡警，除了有极少数关系硬的，还留在里面做临时工等待机会，其他的全部予以辞退。

而我战友浦长江所在的邻县，他们的“合同制乡警”，百分之六十比较优秀的免试纳入“编制”，百分之四十的参加政治文化学习，大都考试过关，仅淘汰百分之十。人比人气死人，现在轮到我骂娘浦长江笑了，但这小子却不识好歹暴殄天物，说已经受够了要自己带干粮下乡的憋屈，竟然主动申请下岗，跑去深圳自谋生路了。

我早已结婚成家，做不到战友的去留自如。想着这八年我踏实肯干，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还担任了派出所的“刑侦组长”，被推选为党支部委员……如今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下岗了，不禁悲从中来，送潇洒的浦长江上车时，心中尽是男儿有泪的酸楚。彼时我俩都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继续另一段精彩的故事。

我愤愤脱下了制服，被安排在乡镇单位做“临时工”。多年来我爱好写点小文章，常有“豆腐块”在市县报刊出现，老同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张记”。因为这点特长，我得以留在“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收集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单位的治安信息，整理后上报给县“综治办”和“政法委”。工资低也没有下乡补助了，干了一年多，只能糊口难以养家。

战友浦长江南下前的热烈话语，始终在我耳边回响：人，不能一辈子被安排。于是我就想自己要干点啥，正好那几年VCD刚兴起，街边的录像厅和租影碟生意都还不错。我东拼西凑筹措了点钱，开了个小小的“录像放影厅”，兼贩卖些“碟片”。

我开业三个多月的某天上午，一个新调来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到我店里要拿当时非常火爆的《新金瓶梅》，五盒十片装。不巧的是，这部片被另一个乡镇的顾客借走了。那人是昨天下午三四点拿走的，说好是租24小时，租金5元，还押了50元钱。经常有人超过个三几个小时也是有的，来还的时候多交5元租金就行。我估摸了时间，告诉那小民警晚上六点后再来拿，他很有些不高兴，悻悻然地走了。

也活该我倒霉，晚上七点多钟这个小哥又来拿时，客人还没把《新金瓶梅》给我送来。这家伙当场就发飙，喝斥我这店还想不想开，说搞燥了他就要把这店封了。

我一再地赔笑脸，承诺只要还回来就亲自给送去，并从卖烟和方便面的玻璃柜里拿出一包“硬中华”塞给他。他手一挥将我的烟打掉在地上，摔门出去前脸上已然满是怒气，搞得我很难堪。

我当时已感“情况不妙”，但因为店里生意忙碌，没有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马上去找关系去沟通。其实我只要找个有身份的“中间人”送点礼，或者请吃个饭，喝顿酒即可摆平此事。但同时我内心也对这家伙颇有怨气：一个二十郎当岁的毛头小伙，这么蛮横跋扈，我和百姓打成一片时还没你呢。

而且，这家伙之前就经常在我店里“借”一些别的“影碟店”里没有的紧俏片，一搞七八天，我也不想总看到他。这些想得多了，就愈发不想腆脸疏通，甚至《新金瓶梅》还回来后，我也没给他送过去。

一连几天也没什么事情发生，让我很快把不快抛诸脑后。后来有天到街上买菜遇到了他，我还貌地对他笑了笑，没想到他恶狠狠地瞪着我，眼冒凶光，我不敢再多说什么，匆匆提着菜回避了。

我们街头相遇后的第三天是星期天，“录像放映厅”一下子涌进来了50多人，交钱要看通宵录像。每人3块钱，除去电费一夜几块钱，我可以净赚150块！通宵录像，在我们那里当时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流程：一般都是刚开始“武打枪战”烘托气氛，接下来一段“言情”轻松下，深夜十二点到三点，就搞点不太出格的“有色大片”，让大伙提精神。

我记得那晚放的“提神片”是《应招女郎》，剧情和画面不算十分精彩，放到今天也能只算是着装清凉的偶像剧。凌晨一点的时候，有人敲卷闸门，声称是“看录像的！”我刚开了卷闸门，一下子冲进来七八个人，5人穿制服，3个是便衣。我一下子就懵圈了，那可是1999年。

为首的吼道：“都不许动！坐在原地！”一个人用警棍指着我说：“你把灯打开，双手抱头蹬在墙边！”我偷眼扫几圈，却一个也不认识，心中一声悲叹，明白此刻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

灯打开后，其中一人早有准备，从制服中拿出相机对着所有看录像的人，边拍照边吓唬他们说，全部登记真实姓名，但凡有人报假名字，用照片一查就查个准。简单登记后，就把这些看录像的都放了，然后开始“搜查”——只要是那些封面有些暴露的碟片，连同电视机、影碟机、功放全部拿走了。不一会儿，店里差不多清空了。

他们把我带到县局治安大队办公室，两个不认识的小年轻开始审问我。要我承认放过多少“三级片”，出租过几次，出租多久多少钱。不过他们也没太为难我，草草地问完，让我签字按了手印。

一位干部看了审问材料，就训斥了我几句：“你娃子这很严重啊！传播XX录像，你这要拘留的。小拘（指行政拘留）也得15天大满贯的了。按说你这就够大拘（刑事拘留）的条件了。我看这次你娃子算完蛋了。搞不好还会判刑！”

说归说，骂归骂，当晚并没有羁押我。凌晨四点多，我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在县城的街道上，脑袋乱成一锅粥。想得最多的其实是懊悔，气自己真不该和那小子赌气，《新金瓶梅》说破天也不值150元钱，送他一套又能咋样？何至于沦落到今天这样？如果继续在“综治办”上班，也至少平安无事……可世上并无后悔药。

天大亮后一路过邻居将失魂落魄的我送至家中，听我说完昨夜发生的事情，妻子嚎啕大哭，我亦忍不住老泪纵横。女儿懂事，中午放学回家，看我们两个大人满脸泪水，自己默默煮了方便面边吃边回学校。

因为自己曾做过乡警，目前情况能大致猜测一二，那些被拿走的爱多“影碟机”、“功放”、“电视机”都会被没收，没有拿走的，他们一般懒得跑第二趟。

当晚找到从前的老所长，求他帮忙。老所长听罢气愤不已，治安大队在自己地盘上搞事，他竟被蒙在鼓中。所长了解情况后，叫我要有思想准备，就是不拘留，罚款是少不了的。碟店肯定是不能开了，老所长说这案子是治安队直接办的，绕过了派出所，他只能帮我的别的门路疏通。

接下来的时间，我妻子都惶惶不可终日，大概七八天后，县局“治安裁决书”下来了，说我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项“传播XX音像制品”，罚款2000元，限十日内缴清。

那是1999年，2000元对于下岗的我，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而这还是全靠老所长，他尽全力从中帮了大忙。按照那些人原来的计划，本是一条“双处”规定，目前的结果是“单处”，还没顶格。

我忍着满腔的悲愤，将那些剩下的“碟片”该收的收回后全部廉价处理了，又借了一些钱交齐了“罚款”，关了我那刚开张三个多月的“录像放映厅”。

站在熟悉又陌生的故乡街头，我想起了远在深圳的战友浦长江，和他南下前说的那句话：我要靠自己，不能一辈子被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