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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光影七十年
2019年，当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际，我们伟大的祖国也迎来了70周年华诞。70年风雨兼程，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而上海作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沿阵地，获得的伟大成就更是令每一位新老上海人感到自豪。
在这70年浩浩汤汤的历史变革大潮中，有一群小人物。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也未曾因某件惊世骇俗之举而广为人知。但在平淡的岁月流转中，他们走遍上海的街头巷尾；在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上，他们从来不会缺席。他们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上海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柔软的内心去仔细聆听城市的呼吸，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上海发展的一点一滴，用自己平实而又关切的视角为全体上海人民保存下一份共同的时代记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摄影师。我们将以十期的篇幅，向广大读者介绍十位或来自上海，或扎根上海的摄影师。从30后到90后，从新闻纪实，到城市风光，再到观念摄影……这群摄影家代际不同，风格迥异，但他们的作品形成的丰富维度，可以带我们穿越进关于上海辽阔的时空走廊。
让我们一同在这十位上海摄影师的影像世界中回望历史，相信未来。
俞创硕在工作中。
1933年，22岁的俞创硕第一次拿起了相机。那是上海美专的同学顾廷鹏从家里拿来的，旧的，已经坏了，修好又花了十几块钱。俞创硕拿这架旧相机拍了12张底片，只有两张不清楚，他信心大增，就此爱上了摄影。
但彼时的中国摄影界，推崇文人趣味的“写意摄影”，无论是北京的光社，还是上海的华社，都是陈万里、郎静山这样知名文人的天下，出身平湖破落地主的美专学生俞创硕，压根进不了这个圈子。直到四年后的1937年，卢沟桥枪响。在丁聪介绍下，热血青年俞创硕成为《良友》、《时代》和中央社三家特约摄影记者，和好友顾廷鹏一起奔赴华北前线。
1960年4月12日，卫生体育一条街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每天开门举行广播操。
抗战八年，俞创硕辗转各个战场，他是“上海新闻界最早用摄影艺术报道平型关大捷的摄影记者”（《上海新闻志》），进太行山访问了八路军总司令部。《良友》为他出了一个八路军专辑，他所拍朱德总司令的照片，上了《良友·战事画刊》封面。在华北时，他遇到了范长江、徐肖冰，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中共新闻界响当当的人物。1938年，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代表《新华日报》在汉口普海春西菜社宴请各报战地记者，俞创硕是座上宾之一。长沙大火、重庆隧道惨案、湘北会战……他都在现场。1942年，俞创硕作为随军记者，随66军赴缅甸，亲历了曼德勒会战，在死人堆里幸存下来，回到后方又见证了重庆和谈。
抗战之中，俞创硕、沙飞等战地记者所进行的“国防摄影”实践，逐渐令中国摄影走出“唯美”的文人偏好，图片的现实及史料意义渐被重视。作为少数历经了整个抗战的战地记者，俞创硕的作品除了被新闻媒体使用，也被载入像舒宗侨、曹聚仁编撰的《中国抗战画史》这一类早期图史著作中。
1960年3月3日，西宝兴路居民服务站便利居民早上烧煤球炉把熟煤球送上门。
抗战胜利后，俞创硕随顾廷鹏回到上海进入《申报》，当时《申报》实际上已经被陈氏兄弟的国民党CC派控制，俞创硕拍摄的照片，以政界要人和名流活动为主，吴国桢、潘公展、杜月笙、戴爱莲、司徒雷登……都在他镜头下留下了痕迹。偶尔他也拍下上海街头卖菜的小贩，领援助的残疾军人、上街游行的学生，银行中挤兑的普通市民，飞机失事事故后的死者……这些无比真实、毫无修饰的作品，延续了他在战地记者时形成的自然主义风格，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得以认识一个不同于后世想象的、并不风花雪月的旧上海。
1949年5月27日，俞创硕的职业生涯进入了另一个转折。这一天下午，俞创硕工作了三年多的申报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军管会驻申报馆军事特派员恽逸群代表市军管会接管《申报》，《申报》自28 日起停止出版，《解放日报》创刊。
1949年10月22日，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参加上海市各界妇女代表会议开幕。
1949年7月12日，俞创硕，北京来沪第一次列车抵达上海。
原《申报》的工作人员，编辑部（包括资料室、采访室）全部人员“听候分别处理”。一个多月后，《申报》编辑部29人被留任，其中资料室9人，整理科9人，电讯科 8人，而整个采访室只留任了摄影记者3人：俞创硕和同事顾廷鹏、陆顺兴。
三人能留任党报的主要因素，是摄影专业人才在建国初相当缺乏。当时军队中培养了一些摄影记者，但数量很少（冀中根据地、晋冀鲁豫军区、冀热辽军区和新四军苏皖根据地，共举办了 12期有据可考的正规摄影培训班，培养的摄影工作者大概只有220名）。
俞创硕很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1949年到1950年一年半的时间，他拍摄的照片数量超过了以往在《申报》三年的工作量：从各界游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到证券大楼抓获投机商，从难童赴苏北垦荒，到失业工人生产自救，从杨树浦遭轰炸到国棉十一厂民主投票选举……领导评价他：“解放后工作积极负责，为三个摄影旧人中表现最好的一人。思想包袱轻。”1950年8月，《解放日报》一周年评奖，评出一二三四五等奖共计155人，俞创硕得了四等奖。
1950年3月18日，由上海民政局收容、编列的难童队伍从上海出发，前往苏北垦区。在新中国刚成立的艰难岁月里，政府将妇女、儿童、乞丐和流浪者进行分组，为他们教手艺，找出路。
1961年3月23日，运输繁忙的苏州河。
对当时的文化工作者来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怎样去观看和认识一个新的现实和新的社会，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去“正确地、深刻地反映新中国的面貌”，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成熟的、显性的规则的，尤其是“新闻摄影”，这一概念正经历一个新的形成和修正期。
1951年1月25日，参与到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钱德医生在出发前留影。医疗手术队成立之初，怀抱满腔抗击侵略者抱负的钱医生第一个举手报名参加。
1952年10月2日，全国铁路田径赛民族形式体育检阅大会上海铁路职工子弟小学少年队在入场式中。
俞创硕和其他新中国的摄影工作者一起经历（创造）了这一过程，比较独特的是，在这之前他在有着16年的摄影经验，对他来说，他必须在旧的基础上，塑造新的作品。这种新旧转化是复杂的、缓慢的，从作品的风格到题材，从自我认识到群体归属。“从那时起，不仅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获得了新生，也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俞创硕，1989年10月5日刊于《解放日报》）
1952年9月28日，迎接国庆，人民广场正进行养护。
和同时代的民国报人如徐铸成、王芸生不同，俞创硕没有用太多的文字表达过这种转变。所有的蛛丝马迹几乎都在照片中：直到1969年退休，俞创硕在解放日报留下了照片和底片近一万张，其中署名发表1007张（组，注：同天发表的同题照片算一组）。
1952年6月26日，两个工人的孩子在新建成的曹杨新村徜徉。曹杨新村是上海首个工人新村。先期落成入住的曹杨新村也成为此后工房建设的样板，参观者络绎不绝。
1954年11月26日，上海市工人疗养院用新添的医疗设备为疗养员医病这是上海铁路局上海车辆客修厂领工员潘宝森该院用太阳灯为他治疗神经衰弱症。
除了少数在外地拍摄，这些照片差不多都是有关上海的。因为长期负责外事和教育条线，外事和少儿活动占了五分之一，同样重要的还有工业生产、群众活动和科研攻关。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在特定的节日里作为大游行的背景反复出现；整齐而高大的厂房或高炉，体现了工业城市的成就与喜悦；曹杨新村则是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包括它那独树一帜的室内装修风格；还有一些视觉典型是时间性的，如大跃进时期的张家宅，它提供了关于新时期里弄的形象，那是和妇女解放、家庭生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1962年9月25日，学生们准备参加节目表演，去广场排练。
1950年5月13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一行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
1962年3月25日，虹口区横浜桥小学学生在浦东公园春游。位于陆家嘴的浦东公园与外滩绿化地带隔江相望。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照片同那一时期的影像艺术（包括绘画、摄影、电影等）一样，呈现出某种统一而鲜明的社会主义美学风格。这一切加诸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复杂性之上，既是一种经验也是一种现象。
1952年11月6日，上海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大会，人民艺术剧院表演《工人有力量》舞。
1960年7月9日，常熟游泳池跳水。
1955年4月13日，中山公园里展出驯鹿。曾经中山公园的动物园是市民们趋之若鹜的游玩景点，直到1964年，复兴公园、中山公园的附设动物园并入西郊公园。
格雷汉姆·克拉克在《照片的历史》中说，摄影家难免不断地询问自己查尔斯· 狄更斯在他描绘伦敦的小说《荒凉山庄》中问过的问题：城市意味着什么？怎样表现它？
1962年2月9日，南市区梧桐路小学小学生背了书包，上小队之家。
1961年5月21日， 1961年静安寺庙会盛况。
显然，无论是之前做战地记者、《申报》记者，还是后来“革命文艺的尖兵”，俞创硕表面上并不是苏珊·桑塔格描述的那种摄影师——“侦察、跟踪、巡游城市地狱的孤独漫步者的武装版……是深谙观看之乐的行家，是移情的鉴赏者，在他眼中，世界是如画的……”总的来说，他是位现实主义大师，总是能按照各种（时代的）要求完全自己的作品，在哪种风格之下，他都可以做到极优秀。但仔细辨认，在他的作品中，总有微妙的草蛇伏线：滇缅战场上吹号的军人侧影，黄包车上疲惫的女性，庆典的人群消失干净后空旷的人民广场，拉开工人俱乐部大幕的女工的背影……这些作品中难以舍弃的一部分主观，顽强暗示着“观看”这一人类活动最大的矛盾：公众与个人、局部与整体、外部与内部、历史与现代、永久与短暂。
世界如“画”，那是属于摄影师个人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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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采制：沈阳 董天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