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17年美国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以来，过去六年间，尽管历经了包括乌克兰危机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美国“印太战略”仍然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和实施进程的连贯性，对区域乃至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美国始终强调“印太战略”旨在维护“自由、开放与繁荣的区域秩序和国际规范”,符合域内国家“广泛而共同的利益”,但事实上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的根本意图在于掌控对区域秩序塑造的主动权。

面对中美实力对比差距显著缩小的现实，美国持续受到“对华战略焦虑”的情绪影响，因而试图通过“印太战略”的实施作为对中国战略围堵与打压。

美国试图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并持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通过集结域内盟友、升级与他国的伙伴关系、加速在中国周边形成“遏华包围圈”,实现其“形塑中国周边环境”“约束中国对外行为”的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威胁”、夸大区域紧张形势，为印太地区引入北约同盟体系资源，造成区域秩序与形势日益复杂。

毫不夸张的说，“印太北约化”已成为当前美国推进“印太战略”政策实践中的政策取向。

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为应对区域动荡和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提供参考和启示。

为何提出“印太北约化”？

首先，印太北约化”(the NATO-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是在美国大力统筹两洋地带区域政策、推动全球战略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出现的。

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深化的当下，美国大举推进“印太战略”无疑为“印太”概念增加了地缘博弈色彩。“印太”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对其与亚洲太平洋国家间关系和对整个地区战略布局的新思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基于政策成本收益的考量

以“印太”取代“亚太”不仅可以大幅拓展对华竞争的空间指涉，为美国及其盟友深入介入区域事务提供战略层面的合法依据，还能够提升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在这一区域内的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吸纳更多域内国家参与美国领导的区域议程，令其以更低的战略成本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秩序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印太”概念的提出，提升了印度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 ，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层级的提升，体现美国在未来更加倾向于借重印度在该区域发挥地缘影响力，以协助其实现制衡中国的战略企图。

二，基于维护自身优势的考量

根据美国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广义上的印太地区拥有世界近半人口，以及广大东北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还包含了几个全球商贸咽喉要道。 通过将印度洋区域提升至与太平洋区域同等重要的位置，“印太战略”强化了两洋之间海上通道对促进该地区乃至全球海上贸易的重要意义。将“印太”取代“亚太”地区作为美国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纵深地带，其覆盖范围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所在区域实现了高度重合，进一步明确美国未来意图同中国在经济领域争夺影响力、展开“近身肉搏”的战略决心。

事实上，自“一带一路”提出以来，美国深感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经济影响力受到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的越发自信的姿态，被美国解读为对其全球性领导权力和地位的直接挑战。受此影响，美国试图在其亚太政策中强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并提出旨在对冲“一带一路”影响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展开对华竞争。

三，基于地缘战略规划的考量

在美国开启“印太战略”的实施进程之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缺乏类似于北约的高度机制化的保障合作平台，更倾向于依赖同日、韩、澳、泰、菲等域内盟友间的双边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稳定、防范风险。

在过去，美国对华政策此前始终了以接触为主的战略导向，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美国并未将双方的价值理念冲突视为的隐患，并未采取相应的大规模政策攻势予以应对。

但随着对华认知出现结构性转变、中国被视为影响“区域秩序稳定”“挑战国际规范与国际准则”的首要威胁 ,美国据此选择将原中美双边矛盾推升至多边价值观层面，并号召域内和域外盟友共同应对。在美国的持续渲染和煽动下，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开始转变对华认知，并逐步接受了美方对中国“价值观威胁”的定位，认为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提升，削弱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更是对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民主阵营”带来整体冲击。

从单纯的地理概念上来看，印度洋地区位处大西洋和太平洋板块之间，战略价值很重要，“印太战略”的提出则可以将印度洋板块正式纳入美国原有的亚太战略规划当中，实则是补齐了欧亚大陆上的“最后一块短板”。

美国在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的具体手段和行动策略上，加强了对制度性约束力的重视，认为通过建立起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涵盖不同范围和不同国家的多边机制将更能激发“印太战略”的政策潜力。 但印太地区现有的合作机制和网络化关系已明显不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因而美国决定通过成熟的“北约化模式”对印太地区的秩序进行重塑——至此“印太北约化”的政策开始凸显。

“印太北约化”的内涵与特点

美国对印太地区观念呈现“北约化”：

美国在介入乃至参与亚太地区秩序塑造的过程中，期望通过对中国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力，推动中国周边态势向美国期望的方向演进，以此牵制中国对外战略布局进程，实现对中国对外战略走向的约束。

美国在“印太战略”提出，就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破坏区域稳定的首要威胁”,渲染中国利用自身经济实力对域内国家实施具有明显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对外政策，并暗示中国的区域政策与俄罗斯的欧洲政策存在政策逻辑和战略意图上的高度相似性。 基于上述政策背景的铺垫，美国得以在“印太战略”中提出具有鲜明对华指向的政策议程，为其出台效仿北约的行动策略提供了基础。

美国与印太国家关系的外交呈现“北约化”：

对美国而言，中国周边国家的立场与态度就变得尤为关键。基于这一考量，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紧了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布局，一方面宣布继续加强同域内盟国间的战略合作、推动建立新的“印太伙伴关系”以促进伙伴关系网络扩容，争取友华国家和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强国家逐步摆脱中国影响，另一方面则加速推进区域多边关系网络建设升级，组建美英澳三方合作机制、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与“五眼联盟”共同构成合作架构，确保“印太战略”的政策实效触及“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美国在参与印太事务过程中凸显“北约化”：

“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是在“印太战略”推行中美国参与印太事务显现出的思维定式。从各种不负责任的“退群”行动、动辄对域内国家实施制裁与威慑以迫使其屈从于美国的区域政策“一致抗华”,再到试图组建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各领域排华圈层、推动区域事务“去中国化”等一系列举动，都凸显出美国单边主义和具有明显霸权倾向的行为特质。

从行为逻辑上看，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实施战略打压和孤立的种种行为，同其在欧洲地区对俄采取的施压和对抗性战略一脉相承、如出一辙，这是“印太战略”在实践理念上逐步向美国的北约政策靠拢、进而造成“印太北约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关键表征。可以预见，伴随“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加剧，集团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将对区域内的互信基础、交往默契、互动模式与政策平衡形成冲击。

“印太北约化”对区域秩序的影响

“安全化”与区域安全困境的升级：

安全议题始终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2022年发布的新版《美国印太战略》中提出，为防止本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美军将视印太为“优先战区”,将加速落实“太平洋威慑倡议”,大力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明确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南海局势列为其“首要关切”,并通过与域内盟国、伙伴国和北约盟国间开展高频次、多领域军事行动，以不断提升威慑强度，展现维护区域秩序的能力与决心。

南海地区被视为美国对中国竞争的前沿，“航行自由行动”是与之相适应的具体举措，美方在这一行动上表现出了高频率和高压态势，并纠集众多盟友展开联合行动。特朗普政府2017年和2018年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各为6次，2019年和2020年各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9次和13次， 2021年共计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18次。

在独立开展军事活动的同时，美国还同其亚太及欧洲盟友不断展开联合行动，自2021年开始，美国先后同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加拿大、荷兰等国开展了10余次规模不等的联合军演，区域涉及孟加拉湾、菲律宾海和日本周边海域。

在的涉台问题上，美国屡屡突破此前长期延续的交往限制，将台湾纳入印太伙伴行列，声称“将同域内外伙伴一道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建设”,不断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这些踩踏红线的危险做法，凸显出美国意欲将涉台问题纳入“印太战略”行动框架、继续维持两岸分裂、“以台制华”的战略野心。

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开展的一系列政策布局已呈现明显的“北约化”倾向。在美国持的政策下，部分亚太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由于受到美方怂恿而倾向采取更为冒进的机会主义策略处理对华关系，大大增加了发生双边军事摩擦和意外冲突的风险；对于大多数实力有限的亚太国家而言，来自美方的政策施压令其在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时陷入战略被动，因而不得不采取更为保守和谨慎的策略予以应对。

“去中国化”与区域经贸秩序的持续动荡：

2021年10月底，美国与“印太战略”相配套的经济联盟初露端倪。在同年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美国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等领域，探索与印太盟友的共同利益与发展目标。2022 年5月23日，美国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斐济等14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致力于在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反腐败四个关键领域加强成员国间的一体化。

尽管迄今为止“印太经济框架”仍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构想、具体的实施政策举措有限，但从美方公开的内容来看，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框架的提出具有“印太北约化”的集团政治倾向，及明显对冲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在多领域开展对华经济竞争的清晰政策逻辑。

一，“印太经济框架”强调以多种方式加强同盟友的产业分工协作，并凸显出对华“高技术领域竞争”的色彩。

二，美国将聚焦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而与更多印太盟友进行协商，以便实现利益与产业发展相互捆绑而挤压中国数字经济的市场空间与竞争力。

三，美国在印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加注重整合盟友、私营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以构建对华打压阵营。

“价值观化”对区域政治秩序的冲击：

在不断渲染地缘博弈与硬实力对抗的同时，美国还意图通过“印太战略”强化以“美式价值观”推广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这种的策手段，同美国对欧洲政策一致。

美国在“印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凸显“价值观导向”,试图将所谓的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确立为衡量本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准绳”和“标杆”,将区域各领域政策议题进行“价值观化”包装，以所谓“推进地区自由民主、反对干涉和胁迫”为幌子，大肆攻击中国的体制，制度。抹黑中国的对外政策，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交往。

美国还持续加大对本地区的外交资源投入，不仅频繁与印太盟友、伙伴举行首脑双边或小多边线上线下会议商讨区域议题，其高官也对本地区国家展开高频次访问，不遗余力对域内国家展开价值观输出。在此背景下，中美价值观差异被美方无端夸大为“关乎本地区未来秩序”的“民主与专治之争”。

客观而言，价值理念差异在亚太国家间关系的演进中始终存在。但正是由于有关各方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根本原则，在充分尊重各国价值理念与核心关切的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亚太地区才得以在冷战后迅速摆脱“价值观外交”的桎梏，逐步形成总体稳定的区域交往生态。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无视各国发展水平与现实利益诉求，以意识形态划界强行推动地区秩序改造，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地区不稳定。

结语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Swaine)在其所著《制造不稳定的亚洲：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一文中指出的：“印太战略带来的直接效果不是为地区架构提供制度增量，而是系统性地削弱了本地区既有的战略稳定态势，并很有可能因此触发中国强硬的政策反应，令其他亚洲国家对区域秩序的未来更加警觉而悲观，其结果只能是令地区长期陷入一种高强度紧张的零和博弈。

在国际局势和区域发展环境持续变动的当下，谁才是“秩序的维护者”,谁又是“秩序的破坏者”?包容开放抑或封闭排他、团结协作抑或集团政治、零和博弈抑或互利共赢，究竟哪种秩序、哪种模式、哪种道路才更符合的共同利益，才能为区域内繁荣稳定发挥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相信广大印太国家都将在参与区域治理的切身经历中得到答案，而历史也终将给予其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