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时间 北伐战争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仍居优越地位。在军事上，它侵占着山东，军事势力扩及北满。在经济上，日本对华投资达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倍，对华贸易额为11.4亿日元，比战前增长2.6倍。在政治上，东京对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日本统治集团试图把由“二十一条”产生的1915年中日条约、换文作为独霸中国的蓝图。

但是，欧美列强很快对日本在华优越地位发起一次次挑战。1920年5月，经美国倡议，英美法日协议成立新国际银行团，打破了日本垄断对华贷款的局面。7月，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打败了以4200万日元贷款装备起来，经日本军官精心训练的皖系“参战军”，段祺瑞下台。日本对北京政府的影响力几近消失。

1921年11月，以限制海军军备，讨论太平洋远东问题为主旨的华盛顿会议召开。这是热衷于远东扩张的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发起的一次更为凌厉的攻势。日本参加了会议。首先，美国提议日本主力舰的拥有量应为英美的60%。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以英美维持太平洋海军基地现状为条件，日本接受英美日主力舰比例定为5：5：3。日本主力舰被限定为31.5万吨，比英美少21万吨。与此同时，美国着力拆散日本赖以在亚洲扩张的国际支柱——“英日同盟”。英美法日缔结宣布“相互尊重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的《四国条约》，取代了1911年英日同盟条约。美国如愿以偿。

远东问题的核心是中国问题。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议：列强应承认在中国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日本意识到美国提案旨在进一步摧垮日本在华优越地位，在会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要求美国尊重各国根据“现行条约”业已取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为了实现确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同意各国“有效条约”及特权不受妨害，可以保留现存势力范围。于是，《九国公约》于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署。

币原喜重郎

中国代表团本来期望华盛顿会议讨论中国收复主权的各项要求，但提案受到日本蛮横的阻挠和反对。美国为了达到其主要目的，在中国问题上许多方面顺应日本。“二十一条”问题迟迟未列上议程，只落得将中日两国声明“列入会议记录”的结果。归还山东问题，美英提议中日在会外交涉。经过争议，中方以接受偿付胶济铁路赎金(5340万金马克）以及胶州供外国人自由居住，经营商工业等条件，换取日本允诺将军队撤离山东。

华盛顿会议条约、决议构成的“华盛顿体系”，在远东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废除英日同盟，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今后列强将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在“华盛顿体系”下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1923年3月10日，中国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废除1915年中日条约和换文，并要求商讨接受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4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由于1917年《蓝辛一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这与《九国公约》相抵触，应予废止。

东京当权者觉察“五四运动”兴起，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列强同日本激烈角逐，凭借“二十一条”对中国进行全面扩张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今后惟有改弦更张，调整和改变对华政策的策略手段。

五四运动

早在原敬内阁时期，日本已经考虑重点向整个“满蒙”扩张。1921年5月，阁议决定：日本不仅要确保和有效使用在南满“既得的特殊地位和利权”，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得“对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所必要的利权”。原敬首相认为，“日本要在东三省扩张”，张作霖“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扩张势力”，“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他敦促阁议决定今后要给张作霖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华盛顿会议后，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败北，1922年6月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东京认为，贯彻执行利用奉张，加强对“满蒙”扩张的方针的时机到来。

张作霖

日本将加强对“满蒙”扩张的着力点放在攫取路权上。日本越过北京政府，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先付给810万日元，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负责作保，开工敷设郑家屯一洮南铁路。该路于1923年11月竣工。日本势力随之扩张到满洲西部地区。1924年4月，满铁理事松冈洋右贿赂张作霖以200万日元，提议敷设跳南一齐齐哈尔铁路。张当即应允协商。这条铁路一旦建成，将为日本向“北满”扩张开拓道路。日本加强对东三省扩张，使一度受挫的侵华事业获得了转机。

1924年6月，加藤高明为首相的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护宪三派”内阁成立。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币原外交”开始。

加藤高明

币原深感日本必须迅速摆脱外交上孤立的尴尬处境，1920年开始的慢性经济萧条造成的产业萎缩和连年入超(1919-1924年累计达27.83亿日元）的局面也应尽快加以扭转。

出任外相后，币原主张适应“华盛顿体系”，实行“国际协调外交”。在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实行“不干涉内政”和经济扩张的方针。币原在议会宣布其对华政策是：一、不干涉中国内政；二、合理维护合理的权益；三、对中国现状抱同情和容忍的态度；四、日中经济合作，共存共荣。

实践证明，“币原外交”推行的依然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只不过傅上一层厚厚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打着“不干涉内政”的招牌，采取诡谲手段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日本攫取更大的经济、政治权益，是“币原外交”对华政策的一个特征。

日本援奉覆直和扶段排孙就是这一特征的例证。

当时北京政府已成为直系军阀曹银、吴佩孚的政权。1924年9月，张作霖向日本谋求援助，以进攻直系政权。12日，加藤内阁讨论中国局势，币原主张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但战乱蔓延满洲，日本“将采取适当的行动”。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在长城九门口获胜。陆相宇垣一成认为：以英美为背景的直系如果得手，已经萎靡不振的日本在华势力“将从中原一扫而光”，并危及在“满蒙”的权益。在双方均势未曾打破前，日本应给张作霖以“有形和无形的相当支持”。军部采取了行动。宇垣电示充任张的顾问的菊池武夫援助奉军。“日本军事顾问团”立即前往山海关参加指挥作战，日本以大量军火补给奉军。张作霖4个旅赖以突破直军阵地。

除上述“有形”的支持之外，参谋总长上原勇作部署了一套瓦解直系势力“无形”的谋略。起初，军部指使同北方军阀熟识的退役大佐寺西秀武密电段祺瑞，告以奉系即将对吴佩孚开战。寺西随即赴奉天向张作霖献策：联段拉冯(玉祥）反对曹吴。旋赴天津与段祺瑞拟定策动冯玉祥倒戈的方案。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也到天津与段密商措施。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穿针引线，张段携手拉冯反直的格局大体形成。另外，驻华武官林弥三吉少将联络教育总长黄郛，由黄出面鼓动冯玉祥断然起事，推翻曹吴。

上原勇

经町野怂恿，张作霖向满铁贷款，通过三井银行一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一段祺瑞这一渠道，付给冯玉祥100万元“军饷”。当吴佩孚在山海关督军战败，10月23日冯玉祥部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政权覆灭，吴退天津乘舰南逃。

原来，币原外相是“北京政变”的知情人。早在10月中旬，他从日使芳泽谦吉、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处获悉冯段合作，冯玉祥将在数日内举行政变的情报。因此，币原在23日阁议时极力反对援奉。他说：张吴在山海关作乾坤一掷决战之际，“正是冯玉祥崛起之机”，日本持稳如山岳的态度“是为上策”。币原外相向国际社会施放“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烟幕和军部援奉覆直的谋略相默契配合，构成了日本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政策。他们达到了共同的目的：保护住日本权益，搞垮英美扶植的直系势力，再次加强了日本支配中国的势头。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币原外相认为，孙中山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本不能接受。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扶段排孙的步骤。加藤内阁对取道日本的孙中山故意不予理睬。由大仓洋行向段祺瑞提供50万日元政治活动经费。段祺瑞在北京组建执政府，宣布“外崇国信”。12月，与日本相串通的张作霖专程到北京会晤英美使节，扬言：眼下最严重的威胁是赤化。我担心孙中山到北京将推行他在广东搞的一套。你们应帮助中国稳健派“反赤”。同时，芳泽在外交团散布：有理由相信，“冯孙在不久的将来打算发动另一次政变”。英美权衡，承认段政府比废约的风险要小，于是英日公使携手活动。12月9日，英美日等七国发表声明，如果段祺瑞承认遵守一切条约，尊重外国特权，列强将“事实上承认”段政府。段政府接受了七国条件。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段政府压制民众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张作霖乘机把地盘扩展到鲁皖苏诸省。

“币原外交”利用段奉为其经济扩张政策效力，确实取得相当的成效。1924年9月，满铁与奉天省长王永江签署日方贷款1292万日元，建筑跳南一昂昂溪铁路的合同。该路于1926年7月修通。原来靠中东路出口的“北满”大豆等农产品由洗昂路分流，使大连商港变得更加繁荣。同时，这条铁路也加强了日本在“北满”的战略地位。经张作霖疏通，1925年10月，满铁与段政府签订吉林一敦化铁路的承建合同。该路于1926年2月开工。

同时，日本在长江流域及华北的经济扩张也取得了进展。以棉纺业为例，加藤内阁上台不久，上海、青岛等地日本纱厂扩充纱锭33万锭，增加织机3200余台。他们倚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残酷剥削工人，攫取大量超额利润。

1925年春，上海、青岛日纱厂工人反抗剥削压迫，奋起罢工。英日帝国主义相勾结，在上海酿成五州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五川反帝爱国运动。币原外相训令驻华使领告诫段奉以武力“维持秩序”。奉系山东督办张宗昌镇压了青岛大罢工。奉军邢士廉赴沪，破坏罢工、罢课、罢市斗争，镇压民众。当中国人民抵制外货使日本对华贸易急剧下降时，日领又与邢士廉相勾结单独解决上海罢工，把反帝锋芒引向英国。日货乘机打入抵制英国的华南的市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贸易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1924年度增长1.4亿日元。

“郭松龄事件”暴露了“币原外交”所谓“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虚伪面目。奉军副军长郭松龄联合冯玉祥突然倒戈反奉。1925年12月5日，郭军占领锦州，逼近奉天。张作霖濒于绝境。陆相宇垣认为：如果张垮台，“第二第三个冯玉祥出现，将使赤俄势力弥漫北满，我们的发展将被阻止”。在15日阔议上，外相币原赞同日本出兵干涉。日军3654名开赴东北，会同关东军援张排郭，致使郭松龄兵败身亡。币原在议会撒谎说：派兵仅仅是为了“补充驻军缺员”。日本政府始终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

郭松龄

口头高唱“同情和理解中国国民的合理愿望”，行动上为了维护日本在华“根本权利”积极破坏中国大革命。这是“币原外交”对华政策常又一个特征。

1926年7月，国共联合战线发动北伐战争。不到半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次年1月，中国人民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中国革命的胜利形势震撼了帝国主义。日本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应英美提议动员海军陆战队准备开赴上海，并派第二十四驱逐舰队驶入长江；另一方面，币原外相于1月18在议会宣称：日本“同情中国国民运动”，“对中国内争坚守绝对不干涉主义”。同时他又指出：“南军以变革政治、社会为目的”，“中国内乱的性质起了变化”。中国如有政治、社会上的变革，日本的“根本权利”，“不得稍受限制或变更”。币原这里提到的“根本权利”，就是他津津乐道的日本在“满蒙”的“有形和无形的权益”。这一点预示“币原外交”为维护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将采取有效步骤防止中国革命力量北进而延伸到长城以北。

实际上，1926年末币原已经着手窥探南方政情。他派遣心腹佐分利贞男南下分别会语武汉外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1927年1月初，佐分利向外相报告：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今后裂痕难免日益明显。币原遂大力收集情报，力图弄清蒋介石其人的政治态度。1月底，九江日领江户电告外相：蒋介石向本官表明，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他承认外债并如期偿还。他将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与此同时，同蒋介石有旧谊的政客小室敬二郎在庐山晤蒋，蒋宣称：“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想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我欣赏币原外相的对华政策：“日本如果尊重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掌握了第一手情报的币原对蒋介石的政治面目较早地作出了确切判断。2月21日，他对英使蒂雷说：“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

英美炮击南京事件为“币原外交”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策略提供了契机。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在纷乱中发生了溃兵和不良分子抢劫外侨，侵入日英美领事馆的意外事端。美英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按事前测定的界标，炮击了南京。这一事件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给蒋介石以沉重的政治压力。当晚，在芜湖的蒋介石遣人访问日领藤村，表示希望日本调停，转告英美停止炮击，他将亲自赴南京处理事件。25日，倒向蒋介石一边的六军十七师师长杨杰来到南京日领馆道歉，他向日领说：蒋介石已到南京。抢劫“是军队内部一部分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而蓄意制造的”，已经下令解散了共产党支部。币原获悉这一情报后认为“南京暴行”为南北两军所为，由南军造成的那部分“是由广东人里的过激分子煽动而起，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他感到国共分裂已开始表面化，这是采取分化策略破坏中国革命的大好时机。

币原训令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尽快同到沪的蒋介石接触，直截了当地怂恿他反共。3月30日，矢田会晤蒋介石，告诉他：英美法都在增兵上海。“当前是千钧一发的重大时刻”，“你对维持上海的治安必须给以特别深切的考虑”。4月1日，币原指示矢田通过黄郛转告蒋介石：“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信心”，害怕压力。“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及其一派的命运已到重要关头”，列强对他们已经绝望，难免采取“共同防卫”的手段。“当前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为内部阴谋所挟制而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蒋介石本人的决心”。日本政府希望蒋“深刻反省”，下定决心。正在筹划“清党”中的蒋介石由此摸到了帝国主义的“底”，受到莫大鼓舞。2日晚，黄郛访问矢田要他转告东京：蒋介石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断然采取行动，“时间在四、五天之内”。

币原看到怂恿蒋介石反共已见成效，遂明确告诫陈兵上海的英美切莫动武。他向英美大使说：列强就“南京暴行”发出最后通牒，蒋介石如果接受会被攻击为“辱国让步”，其立足未稳的政权可能垮台。蒋如拒绝，你们将给以武力惩罚。中国有无数个“心脏”，一个停下，别处“心脏”还在跳动。封锁、炮击和军事占领是不能奏效的，反而会殃及外侨。日本政府不同意实行制裁。美英经过权衡放弃了制裁的打算。在日使的敦促下，列强抗议“南京暴行”的照会于9日递交武汉政府。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实表明，为维护日本在华“根本权利”的“币原外交”实行分化策略，在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当中起了主导作用。

在日本，反对党政友会利用南京抢劫事件抨击币原实行“软弱外交”，进行倒阁。4月，日本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的巨大冲击给若槻内阁和“币原外交”敲响了丧钟。

1927年4月20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大将组阁，并兼任外相。田中在1916年参谋次长任内曾策划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未能得逞。这位“满蒙第一主义”的长州阀首领上台决意实行“强硬外交”。“田中外交”对华政策的特征是力图将东北地区从中国肢解出去。

田中义一

5月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护侨”为名，出兵山东，阻挠蒋介石北伐。另外，田中还责成外务次官森恪拟议区别于“币原外交”的对华“积极政策”，筹备东方会议。森恪主张：日本应“确保满蒙”，“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划为一个特殊区域，在这块土地、地区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其方法是“日本把满洲的治安担当起来。以此为核心，把一切干起来”。这“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其主张获得陆军的支持。

森恪

6月27日，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有军部、内阁要员、驻华使领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与会。7月7日，田中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日本将实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策。《纲领》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森恪解释“何方”指南京政府、东三省内部和苏联），“不问何等理由，(日本）断然采取措施”。(着重点为引者所加，下同。)

第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纲领》规定：日本在华权益和侨民生命财产，有受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

第三，确定对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态度。《纲领》指出，对“东三省有力人士”——指张作霖，“如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地探讨稳定该地政局的办法，则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的支持”。对“中国稳健分子(森恪解释是指‘反共的国民党人’)，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他们”。对“不逞之徒”（森恪解释是‘共产主义者’），日本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

《对华政策纲领》的辞句写得很隐晦，但是它已勾勒出“田中外交”满蒙分离政策的基本轮廓。其实质是日本将以武力“防护”为手段，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利用张作霖来攫取新利权；一旦奉军败退关外，日本将解除其武装；日本有条件地支持反共的国民党人，但不准其势力延伸到山海关外。

可以认为，以东方会议为标志，日本将“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并列上行动日程。

田中内阁把推行《满蒙铁路计划》作为实施东方会议决议的突破口。

东方会议制定了一项旨在把朝鲜同吉林、黑龙江两省铁路联成一体的《满蒙铁路计划》，并确定“铁路计划即作战计划”，“必须迅速实现”的方针。早在4月下旬，田中与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密议，决定采用“内科方案”——对张作霖行贿与恫吓兼施，解决“满蒙”新铁路问题。田中决定派山本为“首相代表”前去同张秘密交涉。7月19日，田中内阁任命山本为满铁社长。

在东方会议后通过外交渠道与奉方进行“满蒙悬案”和修建新路谈判的同时，山本秘密外交已在悄然进行。他先派遣同张作霖关系极为密切的江藤丰二携《满蒙铁路计划》去见奉系首领。张吃惊地说：“这不是日本跟俄国打仗的铁路吗?”修了这些铁路，好比“怀里抱着炸弹”，他表示不能接受。江藤恫吓道：“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张作霖想到日使芳泽返任时取道沪宁，与南京政府官员接触，踌躇再三，终于在文件上圈了五条铁路。于是，山本亲莅北京，在10月11日会晤张作霖，开始紧张的谈判。日方允付张“筹备费”500万日元。15日，张作霖在山本拟就的“协约”上签上一个“阅”字。旧方以此为张“同意”的证据。“山本条太郎一张作霖协约”规定：由满铁承建5条新铁路，即敦化一图们江岸、长春一大赉、吉林一五常、跳南一索伦以及延吉一海林。山本携“协约”回国。

田中惟恐张作霖日后反悔，他指示日使芳泽在“协约”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成立正式协定”。鉴于南北政府并存，公开签订卖国协定会受到抨击，张作霖一再延岩。最后双方同意采取田中与张“交换函件”的方式。12月5日，张作霖在致田中“函件”中称：日前山本所谈事“各该案详细规定，现拟伤由各地方官逐项议订”。这一措辞意在表示中日政府之间未曾正式缔约。日方则认定“交换函件”即已完成两国“签订大纲协定”的手续，剩下的事务是签订具体的“承建合同”了。

用强硬手段推行以长城为界、分裂中国的图谋，是田中内阁实施东方会议决议的又一个步骤。

田中开始用游说怂恿的手法。1927年6月14日，陆军大将山梨半造奉田中的派遗到北京劝说张作霖返回东三省，专心维护那里的“治安”。正拟自封为大元帅的张作霖坚决拒绝。11月5日，暂时下野的蒋介石访问日本，田中乘机怂患蒋说：你应巩固长江以南的地盘，“可不必急于北伐”。如果你这样做，日本对你的事业不惜给以“充分的援助”。蒋介石不肯允诺。

山梨半造

当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南京政府宣布北伐时，田中立即转而采取强硬手段，推行其“满蒙分离”的既定方针。

第一步：再次出兵山东，阻止南军北上。

4月19日，田中内阁以“就地护侨”为借口，第二次出兵山东。日军登陆青岛，侵占胶济铁路要隘。5月3日，济南日军与南军冲突，制造了“济南惨案”。在这一战争行动中，日军屠杀了中国军民6123名，财产损失2957万元。日本以战争手段阻挡南军，其目的之一是为攫取“满蒙”新路权赢得时间。东京指使江藤丰二加紧催促张作霖签署“满蒙新五路”的“承建合同”。5月13日，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在延吉一海林、逃南一索伦两路合同上签署“阅、准行”字样。旋由交通部主持人在敦化一图们江岸、长春一大资两路合同上签字。

第二步：在南军绕道北上逼近京津时，田中内阁向南北两政府发出武力干预中国内政的《五·一八觉书》。该《觉书》声称：战乱波及京津，满洲将有蒙受影响之虞，“当战乱波及满洲时，帝国为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5月18日，日使芳泽将《觉书》递交张作霖，告诫说：大势如此，你收拾军队返回满洲是“万全之策”。如果你的军队溃败出关，日军将解除其武装。双方争执4个小时，不欢而散。在上海，日领矢田向南京政府外长黄郛声称：奉军不战出关，日军不阻止，但不准南军追出关外。倘奉军战败而退出关外，“仍不准南军追击”。这显示田中内阁乘奉军败局已定之机企图用武力将其以长城为界、分裂中国的方案强加于人。

陆相白川义则向关东军发出用一切手段“制止南北两军越过长城”的指示。一向主张用“外科方案”实行满蒙分离政策的关东军，立即命第四十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准备派第十四师团开赴锦州。

对这一态势，同日本角逐的美英作出强烈的反应。5月19日，美国务卿凯洛格发出明确的警告：日本发出《五·一八觉书》事先未同美国磋商。美国认为“满洲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国务院向记者散发了《九国公约》副本。旋又照会东京，日本在采取实际行动前，预先需通知美国。英国也发出类似警告。此刻日本统治集团对张作霖去留问题意见分歧。田中考虑列强反应强烈，认为日本“还不忙出兵”，实行急煞车。日皇采纳宫廷集团的劝谏，没有发出兵敕令。参谋总长向关东军下达停止出兵锦州的命令。

关东军对田中决策极为不满。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本着司令官村冈有“杀死巨头”的意图，私下制定方案：炸死张作霖，制造动乱，再以“维持治安”为名，占领东北要地，并作出部署。

9月4日，当张作霖专车行经南满、京奉铁路交叉点皇姑屯之际，炸弹爆炸，张作霖伤重身亡。由于河本的计划不周，关东军首脑意见分歧，日军没有出动。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一次尝试和预演。

干涉东三省“易帜”是田中内阁贯彻执行东方会议决议而演出的最后一幕丑剧。

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返奉出任奉天督办、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审时度势，决定与南京息兵言和。7月1日，向蒋介石等通电：学良“爱乡爱国”，决不妨害统一。他旋即派人赴北平与蒋方接洽。

张学良

田中劝张学良外御强敌，内修治安，“维持现状”。当得知张发通电时，他马上施加压力，称：不准南方势力进入满洲。

8月初，田中派林权助为特使，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对张学良游说，并进一步施加压力。行前，首相面授机宜说：为中国统一便牺牲满洲，断无此理。东三省易帜，实为“-…叶知秋”。那时如与南京交涉“满洲事宜”便是国际问题了。“要坚决避免”。林权助抵奉后田中以电训重新下达指示：、再次警告张不要与南方妥协。如果他执意不听，日本将采取“保卫满洲”的适当手段；二、张如接受警告，决定同日本合作，则要求他着手解决悬案，可约定给以援助；三、如果张不接受警告，日本权益因张蒋合作而遭破坏，日本则以武力“自卫”；四、在发生上述情况时，日本在幕后操纵奉系旧派摧毁张学良及其集团，协助他们建立亲日政权。这是“田中外交”以破坏中困统，肢解东三省为目的的一整套软硬兼施的策略。

8日和9日林权助与张学良会谈。林警告说：日本希贵总司令听从日本忠告，否则日本将自由行动，会发生重大事态。张答：东三省非张某一人的东三省，民众渴望统一，我不能中止南北妥协。随行的佐藤安之助少将插话：“贵总司令似可辞职避开，以免正面冲突。”张当即质问：这不是干涉内政吗？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说：干涉内政之嫌，日本“在所不避”。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勃然变色。林权助遂圆场道：南京那帮人使用苏联式手腕，非常毒辣。田中首相是希望东北成为最安全的地区。

10日，东北保安委员会派刘哲通知日方：三个月内东北对形势采取观望态度。林于12日返日。

10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此后，日本催张履行敷设敦图、长大两路的合同，张以“实行上有困难”相搪塞。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三省易帜”。从此，东三省与关内统一。“田中外交”的阴谋失败。

田中侵华政策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地抵制日货，致使1928年度日本对华出口锐减3.7亿日元。此际，美国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权，英美法等国承认了国民政府。日本在外交上再次陷于孤立。田中首相拟以解决济南事件米摆脱困境。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宽容让步的方针，1929年3月25日日使芳泽与外长王正廷达成协议。中方默认不索取赔偿，并声明“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5月中旬，日军撤离山东。6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但是，田中义一并未挽回颓势。反对党在议会追究“皇姑屯事件”的责任。陆军反对披露真相。日皇责难田中上奏该事件前后矛盾。7月2日，日中内阁辞职。这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以“满蒙分离”为核心的侵华“积极政策”遭到挫败。

1929年7月2日，民政党滨口雄幸组阁。币原喜重郎再度出任外相。

滨口雄幸

为了摆脱“田中外交”造成中日关系恶化的困境，新阁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一大急务”。币原外相还强调要加强日中贸易。由于“中东路事件”中苏断交，国民政府对日本报以友善的态度。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反.日运动。当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递交国书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表示：中国愿“全面改善气氛”，提议双方公使馆升格，希望日本在撤废治外法权上采取行动。财长宋子文也示意：中国准备尽其财力偿付旧有外债。摸清中方态度的佐分利于11月回国述职，猝死于箱根。外相币原决定先解决现实问题，同中同缔结关税协定，对棘手的“满蒙悬案”日后待机提出再议。重光葵出任代理公使，同中国外长谈判关税问题。南京接受在3年内不增加主要日货关税，并允偿“西原借款”等旧债。1930年1月11日，双方签订《中日关税协定》。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同时，南京还向日本聘请军事教官60-70名，训练其“剿共”军队。重光葵在其著作中评论道：这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1930年之际“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

重光葵

事实并非如此。在东三省“易帜”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着手制定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方案。1929年5月1日，关东军在旅顺召开“情报会议”，作出的结论是：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在7月的“北满参谋实习旅行”途中，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发表演说，以“世界最终战争论”为前提，提出武力占领“满蒙”的“石原构想”。

石原莞尔

石原认为：下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当今世界出现环球航行的飞机，战争技术发达。“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与“东方文明中心”的日本必将开战。为了赢得对美战争，及早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活路”。这既可恢复日本的景气，消除国内不安，又能扑灭中国本部（指关内）的排日。石原提出了《关东军占有满蒙的计划》：关东军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占领满蒙；扫荡东北军阀官僚，没收官私财产；讨伐溃兵，“确实维持治安”，实行统治；日本人经营大企业，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作；日本以4个师团“防备苏联的入侵”。就实质而言，“石原构想”是田中义一“满蒙分离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又一个具体方案。事实表明，在第二次“币原外交”尚未起步时，“石原构想”已经从理论到实践勾画出以武力搜取中国东北计划的框架。

1929年10月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于1930年3月袭击到日本。工业生产、对外贸易急剧地全面下降。在这一条件下，关东军参谋们开始向军政界上层鼓吹“石原构想”。当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畑俊六率陆军大学“参谋讲习团”(包括裕仁之弟秩父宫雍仁在内)于5月行抵长春，石原向他们演讲，鼓吹：只有占领“满蒙”，才能战胜争霸世界的对手美国。7月，石原还向内阁资源局官员横山游说：“日本的理想”应当是“驱逐满蒙公敌东北军阀，实行日华鲜蒙四民族共存共荣”。9月，在石原的主持下一份以“关于统治满蒙地区的研究”为题的方案脱稿。它规定日本将在一两年内占领满洲，并阐述了治安、司法和财政等维持统治的基本条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在审批时说：“这玩艺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回答：“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这显示以“石原构想”为核心的“占领满蒙先行论”博得日本实力人物的青睐。

1931年是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一年。该年工业生产总值为51亿日元，比1929年下降1/3；对外贸易总额为23.8亿日元，比1929年降低近一半。城市失业者达300万人，农村租佃纠纷猛增。社会呈现严重不安。朝鲜、台湾人民不堪欺凌，举行武装起义。滨口首相遇刺卸职。继而执政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以财阀统制主要产业、镇压民众诸手段来缓解危机，未能奏效。各派政治力量在寻觅摆脱严重危机的药方。

若槻礼次郎

日本军部一批年轻军官组织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拟推行“家改造先行论”来解决危机问题。他们主张发动政变，推翻政党内阁，建立军部内阁，然后对外实行武力扩张。“樱会”桥本欣五郎一伙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等人的支持下，准备在3月20日发动政变，拥戴陆军大将宇垣一成组阁。在发难前夕，宇垣改变了主意，政变计划中止执行。“国家改造先行论”受挫。

从此，“占领满蒙先行论”显著地抬头。1931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露骨鼓吹：“满蒙是帝国国防第一线。”对美作战，它是“日本补充的源泉”；牵制俄国东进，其为“战略据点”；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远大理想的使命”。5月，他向关东军军官鼓动：占领“满蒙”才能确保资源供应与产晶市场，可望发展工业。这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

随肴经济、政治危机的进一步深刻化，武力侵占“满蒙”方针为军部采纳而成为政策的核心。1931年4月参谋本部制定“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的纲领《昭和六年度（1931年）形势判断》。它规定：第一阶段，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权，取代张学良政权；第二阶段，建立“满蒙”独立政权；第三阶段，使“满蒙”成为日本的领土。6月，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制定出“约以一年为期”切实采取军事行动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7月，陆军省把《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

既要发动侵华战争，就必须制造战争舆论。日本军国主义者掀起了一阵阵“满蒙危机”的喧嚣。

第一阵喧嚣是：张学良“排日”，修建“满铁包围网”，危及日本的特殊权益。东北地方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1930年1月，北宁铁路局与荷兰治港公司签订合同，利用荷资640万美元，预定于1935年10月建成葫芦岛港。同时，东北交通委员会设想在15年内修建黑河、同江和多伦通往葫芦岛的3条铁路。日本竟然把这些纸面上的东西作为张学良扼杀大连商港和南满铁路的证据。关东军指派人回国鼓动，说在“满蒙”的日本人生存权利受到中国的“蹂躏”。如果朝野坐视，“帝国权益”将被消灭。11月，外相币原训令驻华使领注视“中国排外运动”，责成满铁与张学良交涉铁路问题。不久，政友会众议员松冈洋右在议会抛出“满蒙生命线论”，声称日本必须牢牢地确保和死守这一“生命线”。经过陆军和法西斯势力广泛鼓动，“满蒙危机”的神话遂风靡于日本列岛。

又一轮“满蒙危机”的喧嚣是伴随国民政府交涉撤废治外法权掀起的。声称：中国政府要立即收回旅大利南满铁路。

1931年1月，外长王正廷宣布：“政府决心以最大努力达到废除领事裁判权的目标。”3月，中日开始谈判。日代使重光葵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一、除援英美例保留上海、广州、汉口、天津领事裁判权之外，保留南满铁路附属地和-一切日本租界地区的治外法权；二、中国“开放内地”，允许日本人居住、贸易和旅行。中因外长不允。5月初，重光葵再次坚持“开放内地”。6日，王正廷对他说：中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既得权利。同时严正指出：“内地不能向特定国家开放，直到该国停止享有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王列举“特权”包含关权、法权、租界和租借地、驻扎陆海军。很明显，这是抵制日本“开放内地”无理要求的一种外交托辞。但是，日外务省情报部长白鸟敏夫竟然散布小国外长已表明要立即收回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日本报刊遂大肆叫喊：“中国收回国权运动”已经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

王正廷

当“满蒙危机”声浪甚嚣尘上之际，比军部更为急切的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花谷正一伙于6月密谋敲定：9月下旬在沈阳郊外柳条湖爆炸南满铁路；一夜之内占领沈阳；在列强未及干预前占据预定地区。同时，板垣遣花谷正向军部透露关东军准备在秋季发难的意图。情报部长建川美次表示赞同。参谋次长宫治重、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表示基本谅解。陆军省拨给的24厘米口径攻城重炮于7月秘密运抵沈阳。

当8月军国主义者利用“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将战争歇斯底里煽动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日本军部已完成侵占“满蒙”的主要军事部署。熟悉东北的本庄繁中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陆相南次郎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强调：“满蒙”对日本的生存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当事态严重化之际，应准备“随时尽军人的天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一次秘密聚会上，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听取了板垣征四郎关于准备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的汇报。板垣请求朝鲜军在必要时给关东军以协助。在座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当即允诺。-一切预示战火即将点燃。

9月15日，外相币原从沈阳总领事密电中得悉：关东军在集结军队，“有于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元老两园寺对此也有耳闻。两人分别诘询陆相。为了应付元老和政府，军部派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东北制止关东军。桥本欣五郎按照建川的示意密电花谷正：计划暴露，决定派建川，你们尽快行动。

板垣、石原闻讯连夜计议，决定提前在9月18日断然实施原计划。18日晚10时20分，月近半圆，关东军在沈阳郊外柳条湖爆炸南满铁路一米多钢轨，埋伏在文官屯的日军向东北边防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当此危急关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展为不抵抗主义，东北边防军遵循其政策。19日晨，日军完全占领沈阳。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力推行大陆政策，重新瓜分世界，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军部、关东军和若概内阁之间屡屡出现不同的主张，日本对华政策呈现的新特点是武力侵占东三省一直沿着“分歧一追认一致一再分歧一再追认一致”的轨迹在推进。

9月19日，币原外相在阁议上宣读了沈阳总领事的“极密急电”，内称事件出于“军部有计划的行动”。本拟代表军部提议增援3个师团的陆相南次郎未能启齿。阁议决定采取“就地解决，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是，朝鲜军应关东军的请求于21日不经批准派兵越境侵入东北，夜抵沈阳。关东军抽出兵力进攻吉林，扩大了战局。22日，若槻内阁通过支付朝鲜军出兵经费。裕仁发布裁可敕令。这显示最高统帅批准了朝鲜军乃至关东军的侵华战争行动。这样，从分歧发展为追认一致。事变后一周，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30座城市。

参谋本部担心关东军入侵“北满”刺激苏联而引起日苏正面冲突，11月5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下令阻止关东军进军“北满”。关东军极为不满。当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侦悉苏联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立即通报军部。参谋总长于14日通知关东军：如果马占山不撤往齐齐哈尔以北，贵军应采取“自卫上认为必要的自主行动”。16日，陆相南次郎要求阁议批准进军齐齐哈尔。外相币原鉴于国际联盟理事会即将在巴黎开会讨论东北局势问题，反对该议。陆相单独探访卧病中的若概首相，保证：一旦征服马军，关东军立即撤出。首相表示同意。当晚，参谋本部下达“可暂时进入齐齐哈尔”的命令。19日，齐齐哈尔沦陷。事后关东军不肯撤出。这一轮由分歧到默认一致，日军就在黑龙江省站往了脚跟。

当关东军南下逼近辽西重镇锦州时，美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严重的诘责。外相币原处于窘境。11月27日，参谋总长金谷责令专擅的关东军撤到辽河以东。但时过不久，内外交困的若椒内阁倒台。12月13日，犬养毅组阁，荒木贞夫出任陆相。闲院宫载仁接任参谋总长。新任军部首脑支持进占锦州。由于英美法等国实行对日姑息政策，国民政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翘首以待国联和美国的“公断”，但指望完全落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在这一轮分歧达到一致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囊括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东三省绝大部分的土地。

1月8日，裕仁以最高统帅的身份表彰关东军的“功动”，称他们在事变勃发之际“以寡克众，迅速完成芟伐”，在嫩江、辽西“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勉励他们“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这证明，过去各方分歧和龃龉只是暂时的表面现象，而鲸吞东三省，实现大陆政策进而争霸东亚，才是日本统治集团的统一意志和政策目标。

裕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儿点看法：第一、华盛顿会议后外交上的孤立，国内慢性经济萧条的困扰，以及觉察“五四”后中国人民觉悟显著提高，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调整其侵华政策的策略：由“二十一条”独霸中国的轨道转而实行重点加强对“满蒙”扩张的方针。为了迅速取得成果，东京不断变换手法，交替出现“币原外交”、“田外交”。“币原外交”适应华盛顿体系，在与英美保持协调的同时，打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实行以经济扩张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侵华方略。它同军部默契配合，扩大了日本在“满蒙”乃至华北、长江流域的权益，一度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处境。由于美国积极向远东扩张，列强间争夺加剧，以及日本攫取“满蒙”急进派的得势，日本统治集团舍弃着重经济侵略，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代之以实行武力扩张，加速吞并“满蒙”的田中“积极政策”。以东方会议为标志，日本将把“满蒙”从！国肢解出去确定为国策，并付诸实施。由于中国的强烈抵抗，日本的“满蒙分离政策”的图谋未能得逞。但是，“田中外交”为日本军国主义武力攫取中国东北开辟了道路。

第二、以“石原构想”为表征的军国主义，是“田中外交”对华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内在矛盾所引起的经济、政治危机。这些因素驱使耶些准备同美国争夺霸权.又拟摆脱当前困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快了实施大陆政策的步伐。他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以战争手段重新分割世界，侵占东三省，震撼了华盛顿体系，打破了华盛顿会议条约决议所构成的远东政治格局。

第三，由于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为严重经济危机所困扰的美英等国实行对日姑息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内蒙、华北，终于发生“卢沟桥事变”、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