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的第七章 夜的第七章到底多恐怖

文/江隐龙

如果将英伦三岛比作一座巨大的时钟，那当指针指向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一刻，大不列颠帝国终于走向了它最为辉煌的“日不落帝国”时期。两千年前，崛起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将自己的威名铭刻在亚欧非三洲的广袤土地；而此时，维多利亚女王之名则遍布整个星球。从北美的维多利亚市到非洲的维多利亚湖，从远东的维多利亚港到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沙漠，在大不列颠海军纵横天下的同时，“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也成了英国人最为华丽的历史名词。

古典信仰与工业革命构建成的奇妙混合、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艺术的百家争鸣、夏洛蒂与狄更斯等伟大作家的洪波涌起、甚至是复杂的蕾丝荷叶边蛋糕裁剪抓褶等独特而繁复的审美，使维多利亚时代无论从物质角度还是从精神层面都被深深地赋予了“蒸汽朋克”的印记，这种印记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还常常在日本漫画家笔下被娓娓道来：《黑执事》、《反叛的鲁路修》、《甲铁城的卡巴内利》……当黑色礼帽、文明杖与燕尾服同时出镜时，人们的思绪便会自然地被牵引那段被米字旗晕染的岁月——而闪现在《夜的第七章》的石楠烟斗、盔甲骑士、或是鸢尾花徽章等意象，也正是这种时代符号在另一个世界的瑰丽转身。

维多利亚时代通常被定义为1837年至1901年——在这段时期里，第一个被冠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的英国君主诞生了，她便是维多利亚女王；也就在这段时期，唯一一个将在日后被授以爵士爵位的虚构人物也“诞生”了，这个人夏洛克·福尔摩斯。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传奇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六十四年形成了奇妙的呼应，而英国历史的“黄金时代”与侦探小说历史的“黄金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邂逅则让全世界的读者都认识了夏洛克·福尔摩斯，以及他的好“基友”华生博士。

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雷斯垂德似乎只是为了衬托福尔摩斯与华生的聪慧与基情而出场，然而在真实的英国历史上，真正负责让“正义只是安静的伸张”的人，却是那个静静看着“福华cp”的苏格兰场“场花”——雷斯垂德探长。而故事的开端则要以苏格兰场的建立为基点向前翻近一千年。

“英国特色”封建主义治安官

大陆有一个“中国特色”浓厚的自治组织叫“治安联防队”，令人大感意外的是，9世纪的英国人似乎对这种联防自治制度也颇为青睐。大约从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开始，英格兰便确立了“太兴制”（Tything）——又称为“十户联保制”（Frankledge）的社会治安模式。每十户为一个“太兴”，其领导者被称为“太兴长”（Tythingman），主要职责便是领导“太兴”中的成员维护地方治安。

十个“太兴”为一“百户”（Hunderd），其领导者为“百户长”（Hunderdman）；“百户”之上即是英伦风十足的的行政单位“郡”（Shire），其领导者为“郡长”（Sheriff）。这种制度酷似古代中国的“保甲制”——自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保甲法后，经元至清的发展，直到民国时期蒋介石颁布的《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中还出现了“十户为甲，十甲为保，联保连坐”的法令。在国家机器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种“保甲制”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融合，在一定程度是颇具先进性的社会治安模式，故而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保甲组织也“暂行采取不承认也不宣布取消的态度”，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以更具“中国特色”的自治组织“居委会”逐步取而代之。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曾因受西方个人主义政治观影响而短暂放弃了“保甲制”，殊不知与“保甲制”殊途同归的“太兴制”也是“根正苗红”的西方制度，而且“太兴制”在打击犯罪中也有着类似于“连坐”的规定：“太兴”中一旦有人发现犯罪行为可以击鼓鸣金抓捕罪犯并审判，而一旦没有抓住，则由“太兴”成员向受害人代为赔偿。由此可见，“太兴制”可以被视为一种针对犯罪的社会保险，而每一个居民都是这种保险的购买人与受益人。

1066年10月14日“诺曼征服”后，诺曼贵族延续了英格兰“太兴制”，并通过设立郡长巡回治安法院加强了对“太兴”的控制。1166年的《克拉灵顿条令》规定：各太兴长要向郡长巡回治安法院定期汇报“有关重罪的信息”，于是“太兴制”的纯自治体系也终于出现了一丝皇家色彩，也正是这一丝皇家色彩，最终埋下了英国警察的种子。

12世纪后，随着王权对市民社会的逐渐渗入，“治安官”（Constable）一职位终于诞生。治安官又译“警长”，既是社区代表又是国王确认的官员，负有追捕盗贼、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国王安宁等多方面的职责，在具体的案件中甚至会充当验尸官。随着英国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治安官制度也流传入美国尤其是西部美国，成为“牛仔片”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而这一职位，也正是日后英国警察的前身——早期的治安官，正是福尔摩斯、华生及雷斯垂德的“三位一体”，《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有三个主角，而在古老的英国却只有治安官一个人唱独角戏。

守夜人与捕贼者上演的“无间道”

仅仅依靠治安官当然无法维护整个社会的治安，与治安官通力协作的正是“守夜人”。这个名字在乔治·马丁系列作品《冰与火之歌》中，指的是为阻挡长城以北的野人而组建的北境上的守备军，而这个被虚构出来的军团，也的确与英国历史上的守夜人有着诸多相似点。

从1233年到1253年，英国连续颁布了三个《守望条令》要求在每一个地区设立守夜人，以预防流浪人员进入城镇。可以说，在缺乏现代信息技术与交通工具的支持下，治安官与守夜人的工作是相当辛苦的，然而无论是治安官还是守夜人都不是真正的“公务员”，其报酬少得可怜甚至完全没有报酬，于是腐败便随着这个多劳而无获的体系滋生出来。治安官在执法过程中可以获得罚款的提成，在一些法令中甚至明文规定治安官可以在开设赌场的案件中获得三分之一的罚金——然而市场经济规律常常会让治安官、守夜人与罪犯在法外达成默契，以“保护费”的形式掩盖着越来越庞大的社会暗角。

在这种体制下，连治安官的“名份”都没有的守夜人几乎与流氓黑帮无异，自然也很难招收善良正直的公民加入。事实上，各个社区最终招募到的守夜人基本都是最不能胜任守夜人工作的社会闲杂人员，这种质量的下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明显。《冰与火之歌》中的守夜人曾是被称为“黑骑士”的高贵军团，最后却沦为七大王国流放者和罪犯的收容所，其中的草蛇灰线所牵引着的正是英国历史上那个真实而混乱的守夜人。

为了提高治安队伍的素质，1361年《治安法官法》规定了治安法官一职，由王权从地方精英中任命，管辖治安官与守夜人。虽然有着法官之名，但治安法官的处境也并不比治安官与守夜人好多少，尤其是在公共卫生状况非常恶劣的时代，治安法官因为常常与监狱中的人接触，很容易传染上风寒——从治安法官到守夜人不仅成了英国人难以忍受的苦难，甚至经营导致任职者个人破产，于是越来越多承担相应义务的人宁可接受罚金以免除其治安职责，最终导致这一群体的质量愈加滑坡，以至于被居民戏谑为“在正义市场交易正义”的职业。

治安官的集体堕落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的。面对日益增加的犯罪，政府终于于1693年制定了“捕贼者”（Thief-taker）制度：

“抓捕抢劫者赏40英镑。如果捕贼者需要，他还可能获得一个赦免，同时抢劫者的个人财产也归捕贼者所有。”

而这一制度，与治安官一样被美国吸收，成为“牛仔片”中另一个闻名遐迩的角色——赏金猎人。事实上，美国至今依然有着“赏金猎人”制度，尽管各个州的法律赋予赏金猎人的权力有所不同。

然而，政策不出英王宫。越来越多的捕贼者因为抓不到罪犯，改为通过教唆年轻人实施犯罪然后再告发以获取赎金，18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捕贼者王尔得本人便是黑帮首脑，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现实版“无间道”。类似事件的频繁曝光使捕贼者成了众矢之的，面对猖獗的犯罪，整个英国都在等着一个真正能保障社会治安的组织出现。

姗姗来迟的“苏格兰场”与私人侦探

转机终于出现。1748年后，费尔丁兄弟先后被任命为伦敦西敏寺治安法官，开始进行集中犯罪信息、犯罪侦查职业化的尝试，一方面利用报纸与杂志公布犯罪信息，一方面聚合捕贼者成立了职业治安队伍——因为费尔丁办公室设立在弓街，于是这支队伍日后被称为“弓街警察队”。弓街警察队的工作在起初并不被公众看好，直到破获了不少案件之后，才渐渐得到公众的信任。

费尔丁兄弟活跃的时期正是伦敦正面临着一轮犯罪高峰——工业革命的发展加剧了两极分化，犯罪成为各种社会矛盾最后的解决方式；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导致大量士兵返乡，而同时政府放松了对杜松子酒的控制……诸多因素导致费尔丁兄弟最终说服政府加强资助，而费尔丁也成为每一个有记载获得政府薪金的治安法官。然而，政府的薪酬杯水车薪，弓街警察队也因此“亦官亦匪”，然而伦敦的治安也正在弓街警察队早期的蜕变中得以好转。

费尔丁兄弟的实验最终触动了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1785年后者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在大伦敦都市区建立警察组织的议案，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皮特内阁顺势于1792年再次提出“米德尔塞克斯治安法官法官”，终于以微弱的优势通过。然而对警察的争议依然不断，很多议员认为这是“危险的变革，是对人民权利和安全的侵蚀”——这一论断直到1797年一位名叫科奎恩的带薪治安法官发表《论大都市警察》的论文之后才被渐渐压制。后在内政部长罗伯特·比尔的支持下，大伦敦都市区警察正式建立——因其总部设于白厅街4号，其中一入口位于大苏格兰场，于是伦敦警察厅也便有了“苏格兰场”的外号。这一年，是1829年，维多利亚女王10岁，离她登基只剩下八年，离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出生只剩下25年。警察制度经过岁月的磨合终于在英国站稳了脚步，而英国历史与侦探小说历史共同的“黄金时代”，也因此有了坚实的时代背景。

虽然英国有着悠久的治安官制度，但英国传统对其的评价并不正面，这种倾向一样延续到了大伦敦都市区警察。1830年，伦敦甚至爆发了游行，示威者高喊着废除警察法的口号向国王请愿。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博弈最终塑造了英国警察“弱权”的传统，而这一内在的文化惯性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通过对私人侦探的塑造被隐晦地表现出来。

结语

事实上，技术性犯罪、警察制度与私人侦探三者都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工业革命催生出了技术性犯罪，警察制度与私人侦探则分别是政府与市民社会对其的排异反应，同时后两者本身也很难分开。世界上第一位私人侦探法国人维多克，同时身兼罪犯、士兵、侦探、警察等多重身份，而其传奇生涯也成为包括夏洛克·福尔摩斯在内的一系列虚构侦探人物的原型。

从“太兴制”到治安官到捕贼人再到大伦敦都市区警察，英国警察制度的建立背后是一千余年的历史流变。而技术性犯罪、警察制度与私人侦探恰好在维多利亚时代相遇，是历史的偶然，更是文化的缘份。如果没有警察制度的尘埃落定，如果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辉煌，很难想像福尔摩斯的传奇会有着怎样的脚注。《夜的第七章》中所描述的杀人事件发生在1983年，然而词作者依然用大段篇幅渲染出了一幅奇瑰的“维多利亚风格”画卷——创作歌词时，黄俊郎在周杰伦的音乐想像跟着鸢尾花徽章的亮光，狂奔在贝克街、西敏寺和泰晤士河岸，而个中韵味，也只有在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之后，才能真正领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