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 太平天国运动
近日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声称,她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来源在于,中方“误解”美国正试图阻碍其经济。“例如,他们需要理解,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行动。我知道他们的担忧,比如我们禁止销售先进半导体的政策。”她说:“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事情。这并不是要让中国经济完全瘫痪,停止发展。”
耶伦要中国理解美国为何要通过禁售半导体,无异于要中国理解为何英国在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也无异于让印第安人理解,为何西欧人侵入美洲,抢占其土地,灭绝其种族。不过,当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时,他们并没有要求中国人理解,因为中国当时技术太弱,武器太落后,他们压根无需中国人的理解。当年西欧人入侵美洲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侵略成性的西方人、美国人而言,尽管这种要求本身很滑稽,但是能够要求中国去理解他们,实际上也未尝不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被迫的、无奈的,因为中国的实力大大增强了,甚至超越于他们了,更准确地说,他们需要的不是中国人的理解,而是中国人的帮助。这就是所谓的“软饭硬吃”。
对于晚清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辛亥之后开始有很多人认为是错误的,实际从根本而言,辛亥之后的中国,直至当下,就是在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人迷失了,变成“师夷长技而慕夷”和”师夷长技而夷化”,但是,中国人的主体,中国社会的精英领导层,则一直坚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心。
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而言,的确是一个重大转折、重大拐点,但绝非是个断裂点。从深层的文化内核看,辛亥前的晚清,和辛亥后的民国,乃至解放后的新中国,都是连续的,都是一个中国。现在有些人很重视抵制横向的领土的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但却忽视了抵制纵向上的历史的分裂,认为晚清中国和民国中国是两个中国,新中国和旧中国是两个中国。横向领土的统一需要捍卫,纵向历史的统一和连续更需要捍卫。
在纵向历史上,中国是一直统一和连续的,这种连续就表现在作为中国文化内核的“义理-心性”上,中国一直是义理中国、心性中国。随着时代的变化、历史阶段的变化,表层的制度形式会与时俱进的变化,但深层的义理属性和心性属性,则不会变,是永恒的。
晚清人之所以把西方称为蛮夷,只认可其技术,而不认可其文化:技术先进而文化蛮夷,根源就在于,从文化内核看,西方是缺失义理属性和心性属性的,就是有利而无义,唯利是图,因此他们才会为了自家发财而肆意侵略全世界、瓜分全世界,将世界当成满足其私欲的工具。
用毛主席的话,就是“不讲理”:“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能不讲道理的地方就绝不讲道理,但凡讲一点道理,那是被逼的不得已了。”现在耶伦要求中国人理解美国,其实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凡讲一点道理”,原因就是“被逼的不得已了”。
西方人、美国人为何“不讲理”,根源内在于,西方文化中压根就缺乏“义理”因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坏,而且是因为他们落后和愚昧,在文化上是蛮夷的。
中国古人讲的夷夏之辨、华夷之妨,并不是民族歧视、种族歧视,而是一种必要的文化歧视,华夏和蛮夷区分就在文化中有无义理,具不具备讲理的能力,有义理、能讲理就是华夏,无义理、无讲理能力就是蛮夷。
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就是说,我们应该让不能讲理不会讲理的蛮夷具备讲理能力,而不能跟着蛮夷走,失去讲理能力。这意味着,我华夏民族承担着一项重要使命,教化蛮夷,让其实现义理化、去蛮夷化,具备义理属性和讲理能力。
当所有蛮夷都学会讲理了,世界也就大同了。
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意味着,即便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夷夏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有蛮夷学会了讲理而中国化了,也有中国人蛮夷化而不讲理了。华夷之妨、华夏蛮夷的边界就在有无义理和讲理能力,有就是华夏,无就是蛮夷,得就是华夏,失就是蛮夷。
决定一个社会是蛮夷和华夏的,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文化属性的决定因素,不是“长技”,而是义理。蛮夷也可以有长技,但只有中国有义理。蛮夷有长技就会侵略和霸陵世界,而中国有长技则造福全球,教化世界。蛮夷有了义理就不再是蛮夷了,而是“进于中国”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80年的“师夷长技”的过程,也是一个西方的长技逐渐减少和中国长技不断增加的过程,目前西方的长技已经被压缩到只剩半导体这个孤岛,美国正龟缩在芯片这个技术孤岛上负隅顽抗,一如当年龟缩在台湾岛的蒋介石幻想要反攻大陆。
现在看来,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格局还是小了,应该是“师夷长技以教夷”。“制夷”更多地是抵制和防御蛮夷,将其阻挡在中国之外。但现在在物理上、经贸上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的经济体系就是全球体系,全球都在中国之内。所以单纯地“制夷”是不行的,必须“教夷”、“脱夷”、“去夷”,教化蛮夷,让其实现义理化、去蛮夷化,让世界成为一个“无夷”的义理世界。
随着美西方被压缩在芯片的技术孤岛,中国近两百年的“师夷长技”的征程也接近尾声,即将和正在转入“制夷”、“教夷”和“去夷”阶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也实现由穷转达,战略目标也应由“独善其身”转向“兼善天下”。其实上面已经提出,在世界已经充分全球化,并且中国成为全球化中心的今天,对中国而言,天下即自身,自身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