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卢梭论不平等的起源
第二节
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为什么古希腊人走到一起能够平等协商，而我们的祖先则只能像大猩猩一样彼此厮杀？难道是上帝在制造中国人和希腊人时使用了不同材料吗？
作为宇宙共主，上帝不会如此不公平。虽然中国人的自恋程度不亚于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的以色列人，但是在创世之初，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什么独一无二的特殊品性。
事实上，人类学家可以确证，在遥远的母系社会，不论东西方，人类氏族内部的关系都是民主的。直到跨入父系社会之初，人类还没有发明专制这项技术。专制与民主的分歧，出现在父系社会晚期。
蒙昧时代
在遥远的母系社会，由于地广人稀，资源无限，那时的人们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在一个老祖母的带领下，三五十人组成一个氏族。白天外出采摘或者狩猎，黄昏时则回到住地，共同烧煮食物。吃过饭，大家讲述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或者围绕在长者身边，听她讲那些古老的传说和故事，在苍老的话音中沉沉睡去。
“民主”这个东西，虽然在后世变得那么高大上，被判定为地球上某些特定区域的人不配或暂时不配享受，其实一开始它并不那么神奇。猿进化成人之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一直把“民主”作为处理集体事务的天然形式。母系时代人际关系相当简单，没有发展出后世那些复杂的礼仪禁忌。
这正如同《吕氏春秋》中所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人们不懂得什么叫“你的”和“我的”，不懂得什么叫自私、压迫、不平等，更不懂得什么叫欺骗、占有、巧取豪夺。每个人都很自然地把自己找到的食物和别人共享。
一旦遇到什么大事，大家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择善而从。没有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也没有谁刻意想证明自己比他人高明。甚至男人们之间也没有动物式的竞争和决斗，因为母系社会女人的怀抱是向所有男人敞开的。
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这种情形说：“由于亲属关系所具有的温暖的结合力渗透并决定了整个社会关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为大家所公认的义务和报酬。虽然谁也不能确定或者预测自己的前景，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忧或者彼此疏远。”（《全球通史》）
第一个专制细胞
在历史的放大镜下细细寻找，在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交接点上，我们终于发现了第一个发生基因突变的细胞。
专制总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父子关系的诞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我舅舅就是典型的例证。他基本上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正事，但养了三个孩子，其中老大老二都是儿子，他们长大以后，舅舅动辄非打即骂，还经常埋怨他们不能赚钱养家。
在传统中国，甚而现在，“家长”两个字不但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等级和权力。所以在《红楼梦》里，贾政从来不会和贾宝玉好好说话。
我曾经劝过舅舅。我说，父子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人与人的关系。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舅舅听了睁大眼睛，说，他是我生出来的，你让他和我平等？不要小看我舅舅这句话。这即是父权文化的心理基础与理论起源。
在母系社会，“父亲”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女人们的居所里轮流住着不同的男人，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时候，人们还不懂生殖的奥秘，总以为是自己的老祖母当初吞吃了一个红果，或者踩了巨兽的一个脚印，才导致家族的诞生。这就是原始的图腾崇拜，说明了人类对生命起源的困惑。
秦嬴家族的起源传说，就是一个典型：据说早在数千年前，女修织布的时候，一只黑色的鸟在她的窗外产下了一只卵。女修好奇地吃掉了这个卵，遂生子大业，就成为了秦人的祖先。
随着农业生产的出现，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结实的体能被证明比女人更适合开荒辟地，带来收获。处于支配地位的男人不再满足于和别人共享一个女人，他们把女人们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不许他人染指。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使人类弄明白了男人在生殖中的作用，使孩子的父系血缘头一次得到了确认。这一发现使男人们骄傲万分，一知半解的人类很自然地以种子和土地的关系理解男人和女人在繁衍中的区别作用。
即男人是决定性的，是种子。女人不过是水分和养料。所以，男人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知识总是不自觉的导向罪恶，正如伊甸园中的智慧果一样，基于这一理论，“父亲”诞生了。
在这种幼稚的伦理逻辑之上，人类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在两性之中，男人无疑更为专横、自私、残暴。在母系社会的传说中，女娲同时造出了男人和女人；而在父系社会的传说中，女人却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
在母系社会，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以及男人与孩子们的关系都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因此男人的专横无所附着。进入父系社会后，女人和孩子都明确地归属于某个男子，这导致家庭氛围出现了明显变化。男人是家庭绝对的主宰，女人和孩子成了附属物。
第一，男人体力上占优，也就是说，他的专横由他的暴力资本做后盾。第二，他养活了她们。第三，更重要的是，他创造了新生命，每一个男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造物主。因此，他与家庭的其他成员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必然导致专制。进入父系社会后，那些原本天生地养的孩子们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威：“父亲”。
《说文解字》中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就是说，“父”这个字，不仅仅表示一种血缘关系，更昭示着权力。在中国的家族观念之中，父亲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即所谓“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坊记》）。
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他拥有完全的权力。父权相对母权有根本意义的不同。母权制下，大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母系家长仅有分配食物权，而所有成员的食物都是相同的。而父系家长对妻子、子女及家族中人拥有生杀之权。
“父系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他们要求女子的贞操。一旦女子越轨，男子即使打死妻子，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女子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李玉洁《中国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
在甘肃考古发现，父系社会初期的十六座男女合葬墓中，男人们都是仰身正卧在墓穴正中，而女人则是侧身屈膝，伏附于男子之一旁。在龙山时代遗址中，经常可以看到杀人奠基的现象。令人吃惊的是被杀者常常是这个家庭的亲生儿子。
考古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孩子过多，人口压力过大所导致。这种做法表明，在那个时代，孩子已被认为是家长的财物，可以任意处置。既然连生命都属于他，自然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徐良高《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
应该说，父权制曾经是世界历史范围内一个普遍的现象。希腊早期社会也认为“父亲”是家庭的核心，只有他才能代表整个家庭。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父权制的发展和中国同时期一样登峰造极。父亲不但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还可以把他们当成财产一样抵押和出卖。
父权，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专制权力。它具备专制的几乎一切主要特征：单向性、绝对性、残暴性。
弑父与杀子
从专制诞生的那一刻，对专制权力的反抗就随之而来。
在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是“弑父”。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他在命运的捉弄下，杀掉了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这个故事因为弗洛伊德解读为父子冲突的经典隐喻而闻名整个西方世界。
除此之外，“弑父”的神话其实还有许多。在希腊神话中，神界多次发生父子冲突，神界的统治权正是通过父子间的剧烈冲突而不断易手，比如乌拉诺斯甚至把子女们囚禁于地下，克洛诺斯干脆把子女吞入腹中。侥幸不死的儿子们在母亲的帮助下坚决地对抗父亲，并最终把他推翻，取代他的权威。
正是通过“禁忌—放逐—反叛—取代”的途径，希腊神族完成了一代代的传承。叛逆者并不因为反叛父亲而被舆论斥为邪恶，反而因为敢于反叛而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魅力。神的统治也通过这种连续的叛逆行径而日趋完美。（郑德青《中、希神话的比较及其所体现民族精神》）
神话是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父权诞生之后，希腊的儿子们就不断地反抗父亲，离家出走甚至拔刀相向。希腊神话中屡屡出现的代际间互相杀戮的故事，显示了这种反抗的血腥性。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他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从“原始父亲”的专制向“兄弟联盟”的民主转变的过程；在文明时代的曙光期，部落中的“原始父亲”在性方面对其儿子们进行控制和压抑。当儿子们触犯禁忌时，他们就遭到放逐的惩罚。
被放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原始父亲”。之后，不再重蹈覆辙，而是以一种民主形式的“兄弟联盟”取代“原始父亲”的权威。从而，导致了新文明和原始民主制度的产生。这种对西方文明的解释方式更多的虽然来自于直觉和灵感，不过，“弑父精神”确实是推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人们对家庭权威的态度，决定了他们长大之后对社会权威的态度。
建立在“弑父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敢于反抗权威，在代际冲突中完成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从而完成代际断裂，使社会永葆创造力和前进力。遍观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类“大逆不道”的事。与此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杀子”的传说。
据说舜很有才干，为人称道，却招致了他的父亲瞽叟的妒恨，无缘无故经常毒打他。面对残暴的父亲，舜从来不反抗。打得轻，他就乖乖忍受；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痛哭。尧听说了这些事情，认为他品德高尚就准备重用他。这更使瞽叟嫉妒得发疯，他联合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象，一再谋杀舜。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依然谨守孝道，知道他们要杀他，依然乖乖听任摆布毫不反抗，只是在“上天的帮助”下才逃脱了死亡。因为这种“百忍成家”的精神，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圣贤，被万人歌颂。
这个今天读起来相当变态和难以理解的传说，在1911年以前，一直被作为教育中国人的最经典的故事之一，列为“二十四孝”之首。
与此相类似的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大灾之年，一个叫郭巨的孝子为了省下一口粮食以确保母亲不挨饿，把自己的儿子活埋了。他的理论是儿子死了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复生了。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把中国文化解读为“杀子文化”。
基于人类本性，我们可以想象，在父权诞生之初，中国的儿子们自然也曾对父亲进行过挑战。但不幸的是，这些挑战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在上古神话传说中，那些犯上作乱的神灵都被描绘成邪恶者，比如蚩尤和共工，他们的最终命运都是被严厉镇压。中国人认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任何挑战都是绝对不允许的，“悖逆”是最大的罪恶。
与西方人相反，中国人缓解代际紧张的方式是要求下一代无条件地“顺从”，抹杀下一代的个性，使他们全面认同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古老的传统得以万世不变。正是在中国儿子们的“孝顺”下，中国式父权、君权获得迅速扩张，成长为笼罩整个社会的专制权力。
一个是肯定冲突，一个是强调和谐。对待父亲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中西两大文化的分野。
大陆与海洋
那么，是什么使得希腊人胆大包天、犯上作乱，而使中国人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呢？
这最初的原因，还真得到上帝那去找。因为他把这两个民族，放置在了不同的陆地上。或者说，在创造地球时，他的手抖了一下，就造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和爱琴海海岸天然的地理差别。
中国地理环境的第一个特点是天然适于农耕。远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土地。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并非现在这样贫瘠荒凉，而是森林与草原相间，气候湿润温和，犀牛和大象漫步其间。
更为优越的是黄土结构疏松，使得人们仅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开辟大面积耕地。黄土的垂直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具有良好的自肥能力。这两大特点决定了黄河中下游成了养育我们远祖的无比丰满的乳房。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在那些肥沃的河谷地带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凭石刀木斧，就可以获得远高于同时期地球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产量。
随着时间的流逝，几个窝棚演变成了村庄，一个个村庄演变成了村落群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很快形成了大面积的、单纯的定居农业，这在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是少见的。
考古学家在陕西发现了一个距离今天近七千年的村落——姜寨遗址。这个村子里有一百座左右的房子，这些房子分成五片，都围绕着村子中间一个巨大的广场而建，房门都开向广场。
这说明，这个村子是由一个先祖分下来的五个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由建在一起的二十座左右的房子组成。这五个大家庭又组成了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家族。中间的广场，就是家族集会和祭祀先祖的地方。
房屋围绕着一个圆心，房门都朝着中心方向，无疑会使相当一部分房屋采光不好。这种建筑布局说明了原始村庄的集体主义精神：为了全族的团结，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放弃生活的舒适。
从他们拥有共同的仓库和共同墓地这一事实推断，这个村庄的生活方式是高度集体主义的。他们在族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共同祭祀，收获的粮食放进公仓。
特别能说明这个原始村庄集体大于个人的价值取向的事实是，在他们的公共墓地里，没有夫妻合葬墓，每个人都是单独地按辈分的高低和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死亡的先后顺序埋在墓地里。也就是说，个体小家庭显然没有独立性。
姜寨古村体现着典型的中国文化精神：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血缘网络使一百多个小家庭被紧密地编织成了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大家族。在这个村子里，一切由辈分最高的男性家长说了算。
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每年都要举行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全村人的生活整齐划一，个人的自由在集体需要下被压制到很低的水平。（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
定居农业把人们牢牢束缚在血缘关系网中。人们世世代代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终生是庞大家族的一分子，永远没有机会脱离。家族是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父亲是永恒的权威，他的力量远远大于儿子。即使在年老之后，他仍然比年轻人更受尊重。
因为在定居农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上一代的重复，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被一再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记得历次洪水的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最合适。那些对老年人的不敬会立刻受到惩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定居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人容易产生惰性和依赖性，产生对习惯和传统的屈从。
正像黑格尔所说：“大江流域上的种族，因为它的天边永远显出一个不变的形态，因此习于单调，激不起什么变化。……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们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边的依赖性里边。”（《历史哲学》）
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社会就是“尚老社会”。与老有关的一切都是好的。“老实”“老练”“少年老成”“老板”“老总”“老大”等等，都有成熟、稳重的意思。一切生产、社会资源也都掌握在老年人手中，老年人对家族、宗族的支配是终身的，年龄越大、辈分越高，话语权就越大。
父亲权威的强大，使中国式的儿子根本没有机会反抗。只要父亲在世，儿子就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和财产。“父母在，不敢言老”“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
再比如《红楼梦》中的贾政，虽然他对贾宝玉颐指气使，但他这个封建家长一遇到贾母生气时，他就立马泄了气。因为，贾母才是荣国府宁国府整个家族的大家长。
开放的世界观
早期希腊人的生活却没有中国人那样单纯稳定。从地图上看，希腊半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开放性。除了北部外，这个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边都不过五十公里，海岸线极长，天然良港密布，海上又多岛屿成为天然的航标，航海条件得天独厚。用顾准的话来说：“这种条件几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不具备的。”
如果有机会到希腊去旅游，你会马上发现希腊地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内陆交通不便，土地十分贫瘠。希腊境内多山，山脉把半岛分割成几乎相互隔绝的几个部分，平原不足五分之一。
即使在如此稀少的平原上，地上也到处是露出的岩石，地里有很多石块、沙砾，不利于农业耕作。夏季炎热少雨，大部分河流干涸，不适宜农业生产。诞生雅典文化的阿提卡地区，土壤尤其贫瘠单薄，出产的食物只有橄榄、葡萄、大麦和少许小麦。
“西方由于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所以，便无可选择地采取了其共同始祖米诺斯文明所开创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并在打破原始氏族公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文明社会所特有的、货币经济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汪兵《论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共有制》）
事实正是如此。希腊的地理环境使人们很难单纯凭借农业谋生。由于很多地方粮食不能自给，要用橄榄油、葡萄酒和羊毛同其他地方的产出交换，这使得贸易一开始就在希腊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
由于陆上交通不便，贸易基本上依赖于大海。“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
在希腊早期的每一个原始部落中，都有相当多的人从事贸易或者做海盗；生活在这个半岛上的每个人，一生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大海有亲密接触。海上贸易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勇气，也形成了西方人的文化精神，形成了世界是开放的、变动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权威主义人格的培养。
重要的是，无论是做海盗还是进行为时数月的远航贸易，都不是老年人的体力所能承受的。充满危险的大海显然是年轻人的天下。那些在海上飘荡多年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不但带回了浪漫的传说、惊险的故事，更带来了令人眼红的巨大财富。这令更多的小伙子宁愿丧命于大海的怀抱中，也不想老死田园。
“我善于作战，但田园劳动我就不高兴，我也不喜欢那养儿育女的家庭生活，可是多桨的大船却永远使我醉心。……我留在家中仅仅一个月，享受儿女、发妻、家财的幸福，但我的内心，不教我安静，驱使我到埃及去远行……”（斯威布《希腊神话和传说》）
一旦长到成年，希腊的父亲们就不得不收敛他们的专横，因为他们的儿子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早晨离家出走，直到多年后才携带着财富和妻子重新出现。在希腊传说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在希腊雕塑中，我们看到的更多也是对青春、健美人体的歌颂。
到了古希腊文明的中期社会，父权的范围和强度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般来讲，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十七、十八周岁）即完全摆脱父亲的控制，在通过由父亲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的权利而登记造册。”
张锋编撰 庚子冬写于西安翠彧轩
注：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