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的文章原文

1949年的阳光，比往年看起来更加温暖强烈，灿烂阳光照耀下，中华民族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此刻中国的街头上，挂满了彩带横幅，欢庆着和平时代的到来。

在这一片祥和的气氛里，一位老人离开的背影，就显得更加落寞。

这个老人名叫司徒雷登，如他的名字这样中西夹杂一般，他的人生同样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摇摆徘徊。

颠沛半生，此刻，所有的得失荣枯都在这离开的码头上，画上了句号。

提及司徒雷登，我们脑海中最深刻的是《别了，司徒雷登》。

在这篇文章里，看到了作为美国失败代表的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景象，也为新中国的成立骄傲自豪。

但司徒雷登并不是简单的外交大使，甚至终其一生，他做得最错误的决定就是走到了外交事务之中。

司徒雷登是杭州出生的美国人，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的父母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着基督教信仰。

而他也从那时开始，和中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在之后的50年里，他的所有荣耀、非议都和中国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出生几年后，司徒雷登被父母送回了美国，在那里他接受着教会的教育，跟随父辈的脚步，成为了一名传教士。

学成之后，也继承着家庭的意志，回到中国开始传教工作。

司徒雷登的父亲

那时中国的大地上，战乱与纷争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百姓的生活接触不到政治的漩涡，但却受着动荡余波的侵扰。

清末的饥荒、赋税、战争、死亡，这些痛苦压迫着贫苦百姓，也给了基督教生长的空间。

26岁的司徒雷登也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追求和救赎的价值。

他的传教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此后一路成为了金陵神学院的教授，在中美间都有极高的影响力。

但传教士却远远不是他的全部，他心中还有更广大的天地。

在那段历史的转折之期，有无数的美国人曾来到过中国，也有不少经历了中国的变化。

但司徒雷登却是外国人中，对中国历史最感兴趣的见证者。

他为了更进一步贴近中国，兼任了美联社记者，负责记录中国的变化和当地的风土人情。

身体中虽然流淌着美国人的血液，但出生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有着特殊情感。

除了悲天悯人的国际主义情怀，更有些许哀寄“故土”的感伤。

从那时起，他彻底爱上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开始设身处地地忧虑着中国的未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一切似乎都有所注定一般，历史给了司徒雷登和中国更深入交流的机会。

1919年，北京三所学校决定合并为一所，但几方挑选下来，都无法选任合适的校长。

司徒雷登作为一名美国人，却被人提名到了候选人之中。

看到这样的机会，司徒雷登不顾朋友的劝阻，果断接受了任命，踏上了北上的行程。

不同于其他外国人投身教育，在司徒雷登眼中，他是真的想为中国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国之栋梁。

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和政府多方沟通，组建了新的校委会。而此次重组的学校也取名为“燕京大学”。

此时的司徒雷登还不知道，校委会之中会诞生日后中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而燕京大学将会成为中国最著名学府之一北京大学。

学校创立之初，在杂草丛生的低矮院落中，仅仅有5间教室，三排宿舍，条件极其简陋。

而且，从名义上讲，这个学校还依然属于教会学校，资金来源也只能寄托于援助资金。

司徒雷登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要为学校找一处新的校址，建造更国际化的校园。

为此，司徒雷登开始了艰难的筹款工作。

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非常动荡，从教育部得到援助也难于登天，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了“返美”的旅途。

此后的几年间，他像是化缘的和尚一般，在美国各个基金会寻求帮助，终于凑够了搬迁校区的经费。

回到中国后，司徒雷登在清华园附近，买下了一处园林作为新校区。

在整个建设中，司徒雷登用心竭力，打造出了美丽的燕京大学。

除了校区的建设，教师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司徒雷登不惜花重金聘请了费孝通、陈寅恪、钱玄同等大师任教。在对中外教师的待遇上，也一视同仁，并不偏袒。

燕京大学教师

虽然自己是传教士，却完全不在意课程是否必修宗教，甚至鼓励学生自由发挥。

在司徒雷登看来，教育从来不是自己邀功的工具，更不是美国控制思想的铁箍，他只想为这个民族培养人才。

燕京大学的湖畔旁，柳树和花草茁长成长，司徒雷登的头发也渐渐变白。

几年间，他为燕京大学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接下来，他更是做了让人无比敬佩的举动。

他深刻的明白，一个国家的教育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来决定。

当教育部提出校长需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事会也要中国人占多数之时，司徒雷登第一个支持响应。

从燕京大学创建之初到如今，是他四处奔走才有了这样的发展。

现在校园已有规模，他却主动选择退居二线，将丰硕的果实还给了中国。

没人知道司徒雷登真实的内心活动，但所有都感受到了他对燕京大学，对中国教育的热爱。

原以为，燕京大学就此可以踏上光明的未来。

但安稳的日子却并没有持续多久，中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战火也即将蔓延到北平，此时刚刚走向正轨的燕京大学，又一次到了风雨飘摇之际。

照理来说，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在当时美日还未交战之际，大可以不参与中日的纷争。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喊出了反抗的声音。

司徒雷登带领了几百名中国学生走到了街头，他在队伍的最前方代表燕京大学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他的鼓舞之下，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成了那个时代里最进步的一批青年。

后来，国内的情势急转直下，南京政府继续不抵抗的政策，东北全面落入了敌军之手。

燕京大学的学生在爱国情怀鼓舞下，集体罢课，又一次组成了请愿团，准备前往南京。

此刻因公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接到了上级的要求，要求他回国平复学生运动。

司徒雷登也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返回了学校。

当学生都以为校长要发表演说，禁止此次活动的时候，司徒雷登却说出了令人振奋的一番话。

“如果此次请愿，燕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主动参加，那我这些年的教育就是彻底失败的。”随后，司徒雷登帮助学生进行着革命工作。

司徒雷登不是中国人，却对中国有着极度的热爱。他教育的学生必须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更要敢于为国家牺牲。

在动荡的那几年里，即使北平沦陷，他也依然坚持办学。

在紧张的空气氛围里，司徒雷登经常周旋在日方和美国大使馆之间，帮助被捕学生脱难。

在帮助中国抗击外敌的呐喊中，司徒雷登也被日军列为了首要针对名单。很快，美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日军也不再顾忌司徒雷登的国籍，将其抓到了监狱之中。

前半生的大多精力，都在为中国办教育，此时也是为了中国，司徒雷登身陷囹圄。

但在监狱中，他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对燕京大学深厚的热爱。

没人知道铁窗之内，司徒雷登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也无人知晓，异国他乡的牢狱之灾，要承受怎样的孤独。

我们只知道，中国的月光在每个孤寂的夜晚，还能给这个白发老人一丝寄托。

四年的监禁，司徒雷登终于在日本落败后得到释放。出狱后，他并没有回到美国，相反，第二天就跑到了燕京大学，宣布重新复课。

这所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学府，倾注了他所有的热爱。

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学培育出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像冰心、费孝通等等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历经生死的磨难，此刻的司徒雷登已经70岁高龄。

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他本可以陪着妻子的亡魂，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但历史又一次将他推到了下一个篇章。此刻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胜利，但国内的局势却并未缓和。

和平还远远没有眷顾多灾多难的中国，战争的脚步也悄悄逼近了刚刚受到战火蹂躏的土地。

美国大使马歇尔在国共两党间的调和以失败告终，此时的美国急需找到新的驻华大使。

这个人既要了解中国局势，又必须是真正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此时成了不二之选。

但司徒雷登心中也非常清楚，自己只是一个教育家，远远没办法做到外交上的左右逢源。

比起利益上的斡旋，他心中更适合理想主义的教育事业。

世事大多难遂人意，无论他是否愿意，都被放到了外交大使的位置上。

有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身居此位就不得不代表美国的立场和利益，而自己的想法往往只是一厢情愿。

用他的话来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付出一切努力，促使两党和平。”

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在中国已经经历了40多年的岁月，看到了无数的风浪。

列强蹂躏下的中国人民、军阀混战的悲惨岁月、外敌入侵的血泪历史，他都是其中的见证者。

虽然他不是中国人，却在中国感同身受地看到了太多的杀戮。

他已经将中国认作了自己家乡，他不希望战争再次爆发。

就像他创办燕京大学时的一腔热血一般，他天真地以为，自己能用一己之力，弥合两党不可能修复的鸿沟。

可事实却给了他当头一击，随着国民政府撕毁了“双十协定”，解放战争全面爆发。

而四处商讨却一事无成的司徒雷登，只留下一句“我辜负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因为美国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也不得不成为了美国在中国的传声筒。

矛盾和纠结之间，曾经的理想主义彻底被击碎。

现实的残酷，让这个曾经无比坚强的老人，感到了疲惫和无奈。

此刻，他的身份不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先锋，也不再是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更不再是受人爱戴的外国友人。他只是美国驻华大使，只是政治的工具。

1949年，国民政府军队全面落败，南京被解放军顺利攻克。

此时，很多国家的外交大使选择跟随国民政府，迁移到广州。

司徒雷登却没有选择离开，一方面，他希望和中国共产党继续接触，想要恢复战争结束后中美的正常交往。

另一方面，他依然记挂着燕京大学的校庆活动。

他知道自己可能很难再回到自己奋斗半生的学校，他希望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去北平参加校庆。

但这两个考虑，被美国坚定地否决了，并要求他立刻返美。

在已经解放的南京，司徒雷登滞留100多天后，无奈选择了离开。原计划，他要先到广州再回美国。

这样，还能表达美国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的态度，但司徒雷登已经不再愿意做政治的牺牲品了。

他从南京直接飞往了冲绳，看着万家欢庆的街道，说不清是开心还是难过。

在这片土地上他度过了人生最好的岁月，也把一生的事业交付给了这个国家的莘莘学子。

为了这个民族的教育，他奔波了无数个四季；为了这个民族的独立，他在牢狱中的经受了百般苦楚。

如今，他的离开正是印证了这个民族无限光明的未来，这片土地即将重铸辉煌的荣光。

这正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也是多年奋斗的成果的证明。

但内心深处，又涌出了无限哀伤。因为，经此一别，无人可知是否还有归期。

司徒雷登和学生傅泾波一家

政治上的失败让司徒雷登成为了耻辱的标志，在美国，他也彻底被其他政客冷落和孤立。

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重新回到了宗教活动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也给自己的生活有所接济。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一次教会活动后，他突发中风摔倒，之后彻底半身不遂。

此时的司徒雷登，身边无片瓦蔽身，而自己的儿子同样生活艰难。

多年居住在中国的他，在美国既无房产，也无存款。走投无路之际，一直跟随他的助手和学生——傅泾波，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从燕京大学时期，傅泾波就辅佐在司徒雷登身边，帮助他完成了许多事务。而司徒雷登也一直也将他视为己出。

司徒雷登和学生傅泾波

有了傅泾波的悉心照顾，司徒雷登的生活状态逐渐有了好转。

更难得可贵的是，傅泾波的妻子同样很接纳家中的外国老人。

因为多年在中国生活，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生活方式，他都已经和中国人无异。

每次吃饭时，他都无比怀念曾经在北京吃的传统中餐，更想念曾经的燕京校园。

傅泾波的妻子，发现了这个老人似乎并不喜欢美国的生冷食物，于是主动为他做了一大桌中餐。

餐桌上，司徒雷登品尝着美食，回忆像画卷般在脑海中展开。

北京城内的袅袅炊烟，燕京大学的青春学子，自己好像又一次回到了那片眷恋的土地。

他遍布皱纹的脸上，悄悄留下了两道泪痕。

之后的十三年中，傅家人照顾着司徒雷登的生活，也目睹着曾经意气风发的教育先驱，垂垂老去。

用傅泾波的回忆说，司徒雷登从未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他一直希望能回到中国。

但这样的愿望，直到他离世都没能实现。

在86岁那年，司徒雷登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给自己最好的学生傅泾波留下了两个嘱托。

他希望自己死后可以将骨灰安葬燕京大学，回到在妻子身边；同时，希望傅泾波把曾经周总理送给他的花瓶还给周总理。

嘱托不久之后，风烛残年的司徒雷登就离开了人世。而傅泾波则为此开始了四十年的努力。

几次回国接触无果之后，终于在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得以回到中国的怀抱。

虽然此时已经没有了燕京大学，但至少将司徒雷登安葬在了他出生地杭州。

落叶归根，他和父母终于团聚在同一片土地上。

这位极具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家，此刻终于洗清了身上的政治泥沼，挣脱了时代的裹挟束缚，安详地远去在了历史的长河，同时也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