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实用主义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8期，原文标题《实用主义的兴衰》，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路易斯·梅南所著《形而上学俱乐部》曾经在2002年获得普利策奖，他在书中追溯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
主笔/薛巍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路易斯·梅南
实用主义与科学、统计学和心理学
美国特有的哲学理论是实用主义，然而被认为跟实用主义有关联的所有重要人物都不喜欢这个名字。1898年，詹姆斯在一次演讲中介绍了“实用主义”一词，他记得皮尔士创造了这个词，他自己会更喜欢用“人文主义”，约翰·杜威管他的哲学叫“工具主义”，皮尔士管自己的哲学叫“实用性主义”。
路易斯·梅南说：“实用主义是一群个体的产物，是他们相互之间的碰撞激荡，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神秘莫测、不可复制的个性，使实用主义终于成形。”他在《形而上学俱乐部》中描写了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征。“在现代大学出现之前的美国，私人的哲学和文学社团是人们完成智力活动的场所之一。爱默生、霍桑等人的星期六俱乐部扮演了知识交流的媒介。皮尔士记忆中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只是剑桥知识分子聚会的众多场所之一，其成员早就在别的集会中彼此熟识了。”
查尔斯·皮尔士说，1872年2月，一群在老剑桥的年轻人称自己为形而上学俱乐部，有时在他的书房聚会，有时在威廉·詹姆斯那里。当时皮尔士33岁，詹姆斯30岁。皮尔士的父亲本杰明24岁就成为哈佛大学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查尔斯·皮尔士11岁的时候写了一部化学史，12岁有了自己的实验室，13岁开始自学形式逻辑。他的专业是化学，但他是科学、数学和哲学的全能天才。他涉及数学和哲学的大量著作，都超过了詹姆斯的理解力。詹姆斯说，他去听皮尔士的洛厄尔讲座，一个字都没听懂，但总体上很享受，足足听了一个小时。“皮尔士凭借他丰富的专业知识构建了一个体系。他也许是19世纪晚期北大西洋文化最雄心勃勃的体系构建者（很可能也是最不得志的）。”
俱乐部的另一个成员、后来的大法官霍姆斯对任何话题都能信手拈来，詹姆斯在他身上发现了皮尔士所没有的清晰透彻和风趣。形而上学俱乐部到当年夏天就开始分崩离析了，因为皮尔士要去华盛顿上班，霍姆斯结婚了，赖特去了欧洲四个月。1879年秋天皮尔士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又创立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大家带来的文章。杜威到了霍普金斯之后，成了俱乐部的活跃成员。
1882年杜威入读霍普金斯大学，当时皮尔士开了一门逻辑学课程，涵盖了概率论、最小二乘法、归纳推理、气体分子的动力学理论，杜威感觉自己连平均水准的数学能力也不具备，所以没有选这门课。直到第三个学期，他才去上皮尔士的课。
实用主义对当时的各种学科都既有吸收又有扬弃。“詹姆斯和杜威都受到了新心理学的影响，但实用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对实验心理学针锋相对的回应。它不仅抛弃了冯特心理学中的静态结构模型，也抛弃了20世纪早期的功能主义模型中隐含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看起来是达尔文式的，但又公开反对当时最杰出的两位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和赫胥黎。实用主义似乎源于统计学思想，但很多19世纪的统计学家都明确支持自由放任原则，詹姆斯和杜威却并不赞同。实用主义继承了爱默生对机构和体制的不信任，但并不认可爱默生把个人良知视为超验权威的观点。”
思考与行动的关系
1896年杜威开办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小学，他把学校当成哲学实验室，要试验一种理论：知识的统一，知识是行动的副产品。而在传统教育方法中，知识跟行动是剥离开的，老师传授的是脱离现实的信息。杜威钟爱的课程之一是烹饪，孩子们每周自己做一次午饭并安排就餐。其哲学上的依据是：准备餐饭是目标导向的活动，是社交活动。做饭要用到算术（称重）、化学和物理（观察燃烧的过程）、生物（饮食和消化）、地理（探索动植物的自然环境）。做饭成了为期三年的连续课程，所有六到八岁的孩子都要上一遍。
杜威谴责把思抬高到行之上的行为，在《哲学的改造》中，他以实用主义的立场解释了为何不该区分心灵与现实、手段与目的、自然与文化。“杜威那静如止水有时甚至是无色无臭的细说公认观点的方式，整整一代人似乎都觉得无法抵抗、不可或缺。”
传统的认识论的起点是，我们的意识是对外界的反映，而我们的心灵和外在世界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那么意识何以反映外界并跟它符合呢？杜威认为，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思想和信仰就跟手一样，是用来适应环境的工具。一种思想并不比一把叉子有更高的形而上的地位。如果叉子不能胜任喝汤的任务，去争论到底是叉子的问题，还是汤的问题都没有多大意义。你只要换个勺子就行了。探讨在心灵和世界之间需要克服的鸿沟，就跟探讨在手和环境之间的鸿沟，或是叉子和汤之间的鸿沟一样，几近于无稽之谈。知识不是要去反映现实，而是成功行为的工具或器官。实用主义的意思就是，无论意识怎样认识世界，只要它有效就行。所以实用主义本质上是反理论的理论，杜威所谓对哲学的改造就是消灭传统哲学。
杜威认为，赋予心灵特殊地位是因为知识阶层的阶级偏见。希腊哲学家属于有闲阶级，因此他们自然就会认为劳心高于劳力，继而认为不变高于变化，确定高于偶然，美术高于实用艺术。
实用主义遭到了其他哲学家无休止的批评。罗素在1909年在《实用主义》一文中写道，如果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那么坚船利炮必定是形而上学真理的终极权威。罗素对实用主义的攻击实在太过激烈，以致“世界上最温文尔雅的人”杜威都被他惹恼了。
梅南认为，实用主义作为思想流派有两个较大的缺陷。一是实用主义认为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是否值得追逐利益，除了追逐利益会带来什么后果，实用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方式来判断。我们形成信仰，以便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我们是从哪里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的呢？在詹姆斯和杜威的思想中，这个问题并不占据中心位置。第二，欲望和信仰也会引导人们以明明不实用的方式行事。有时候结果是破坏性的，但有时候不是。“某种意义上，历史是由一些男男女女的所作所为点亮的，对他们来说，思想不是用于调整的工具。实用主义解释了关于思想的一切，但没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为思想而死。”
皮尔士因为挥霍公款、风流成性而失业，变得营养不良、穷困潦倒。詹姆斯1910年因心脏病去世，皮尔士1914年去世，杜威1952年因肺炎去世。“接下来的40年，詹姆斯、杜威这些曾经在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叱咤风云达半个世纪的人物，似乎已经完全黯然失色。在美国内战中应运而生的思想运动，随着冷战的到来走向了尾声。”为什么实用主义被冷落了？梅南说，冷战时期美国人要的是固执、对抗，而实用主义者的核心价值观是宽容、妥协，他们希望社会允许更大的差异存在，给错误创造更多社会空间，这样更有机会出现有益的结果。他们说，信仰只是对未来下注，尽管我们相信某些真理，总有可能另外一些真理也是真的，他们不会赞同因为信仰不同而斗得你死我活，所以他们的理论也就失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