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李政道 杨振宁李政道近况

前一篇文章《关于丘成桐的一些评价》，写他并非是我自发地想写，而是“数学皇帝”四个字挑动了我的神经。从小到现在，丘的事件不过是“后来人”，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决裂才是最早给我内心价值观以极大冲击的事件。他俩与丘成桐的事件一直是国内学术领袖中价值观方面负面导引最有影响的例子。

关于丘的评论，多数人是对我评价其功绩与地位有质疑，这正常。这个问题下次再聊，它不是今天的主题。丘的“庞加莱猜想事件”细节在网上几乎找不到了，百度百科搜“庞加莱猜想”里面还有一些关于事件的介绍。而杨李之争，在我印象里似乎主流媒体就没提过。这两个事件没有联系，那为什么要放到一起说呢？

无关乎成绩，无关乎人才培养，关键是价值观的引领。

那时我还在上学，无意之中才听说曾经志同道合的他俩，后来再无合作。从小他们俩一直是我心中非常伟大的榜样，真的，伟大这两个字我从不轻易使用。上学时候老师是那么教的，我也是那么认为的。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所谓“本土人才”的概念，但是知道能获诺贝尔奖的人绝非一般人，所以“不合作”这种道听途说的信息我一般不信，我还是决定去网上找一找。结果大致的结论是两边都有支持的，但是支持李政道的比较多。现在智能手机很普及，所以我觉得多数人都应该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不再合作的事情。所以下面我就只说一个梗概：

他俩一起因为“宇称不守恒”被证实而获得诺贝尔奖。“宇”就是空间，“称”就是对称，宇称就是空间对称，例如你和镜中的自己。宇称守不守恒指的是对物质进行宇称变换后看看它是否不变。杨和李做的宇称变换是对描述微观粒子的方程进行数学上的变换，然后计算粒子的某些性质或状态是否发生改变。

证实这个结论的人是吴建雄女士。吴女士一开始也不信，但她觉得做实验验证一下有必要，没想到做完了居然验证了杨与李的猜测。当时国际物理学界的主流观点都是不信的，因为根据埃米·诺特的强大数学理论，每种对称性后面都跟着一个守恒量，在其它三大基本力中(引力，电磁力，强力)宇称对称性所对应的守恒量都有严格的物理实验支撑，但是最后一个基本力——弱力——宇称变换对应的守恒量没有实验保证，不过，主流物理学界认为问题不大，宇称守恒应该是必然的。所以当实验证实确实不守恒时，物理学界惊讶不已，也让两人一时蜚声国际。

争端在于论文署名先后顺序。按姓氏字母的字典顺序，李正道是在前面的，而杨振宁跟李政道说，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前面。李政道一开始很惊讶，但是碍于他俩是好友多年又一起合作，而且杨振宁也是兄长，所以李政道就同意了。后来也有多次杨振宁都要求把他的名字放前面，李政道并不是每次都同意，这样一来二去二人的矛盾就不断加深。最后争论演变为究竟这个理论谁的贡献更大？谁更早提出的？我们只讨论我在网上已看到的那些资料的结论，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是个无答案的问题)。

资料是双方都有支持者。支持李政道先提出的更多。情景还原大致是如此：李政道先有不守恒的想法，然后他找到了杨振宁谈了这个想法，二人分工去验证计算。至于谁在这其中做出的贡献更大，这将会是一个永远的谜，为什么？用一个我喜欢的讲相对论的老教授的经典语句(模式)来说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双方都觉得是对方辜负了自己的信任，是对方要和自己抢夺功劳的大头。这个理论是他俩弄出来的，没有外人参与，他俩如果都这么说，那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姓名次序的更换是杨振宁先提出来的，如果他是因为认为自己贡献大而提出来，这是合理的想法，然而也是决裂的起点，因为李政道也是这么想的。

官媒的报道好有这种习惯：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说的只是我想说的。一个事件如果用数字10来表示它的全部信息，我只说7，虽然内容全部是真的，但是有下面的两种结果：

一，后面的3如果你知道了，并不影响对于你已知的7所下的结论。

二，后面的3如果你知道了，你会得到和已知的7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杨李之争对我来说就是第二种，第一次知道拥有如此强大智力，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榜样，居然连这名利这种东西都迈不过去，我倍感失望，自我上学以来，书本、老师、新闻，但凡提到他们无不是“两个华人天才合作完成诺奖级的成就”，“华人第一次得到外国设立的世界级科学大奖，极大地为国争光”等这种无上殊荣。然而，对我来说这“7”的信息真抵不过那“3”的袭击。(这也是我为什么推崇格里高利·佩雷尔曼，拿不拿菲尔兹对他来说都可以，他是说过不拿的原因只是兴趣使然，但他还说过，要拿奖也是和哈密尔顿——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方法的提出者——一起拿，这名利观显然更上一层楼，他没有忘记另一位功臣)

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品质这方面的榜样性，要不然最高文学奖也不能叫茅盾文学奖，而应该以民国第一渣男的名字命名，因为他的文学造诣更高。

因此，我一直认为当时他俩太过在乎名声，太看中在理论中的贡献大小。作为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他俩本可以有更多精彩的物理合作。如果换成我，我绝不会提出换顺序，只要我们两个约定好，都按姓氏字母的自然顺序署名，我就可以放心的与好友一起享受探索物理世界奥秘的乐趣。对某个问题的贡献确实有大小之分，但是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能默契的合作，能相互启发彼此，以一颗非明利的心珍惜彼此合作的分分秒秒(据说，陶哲轩就是这种人)。毕竟，即便是同行也未必能相见恨晚，酒逢知己千杯少。奥本海默曾经说：“看到杨振宁与李政道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讨论问题是一种享受”，然而这种美好时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中，留在了他们俩的回忆录里。

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假如当年杨振宁在获诺奖时，已经有了现在的物理成就——规范场论等其它成就，他还会提出交换署名的要求吗？(李政道最大的成绩就是和杨一起提出的“宇称不守恒”)

往事已过。李政道的儿子说晚年的老父亲喜欢画画，他能从绘画中感觉到快乐。杨振宁，今年好像已经过百岁了，据说身体还算硬朗，偶尔还在媒体面前露脸，或者与翁帆出席活动什么的。祝两位老人家身体健康吧。

最后附上一张图片，那是现在的他们回不去的曾经。

诺奖颁奖现场交流的杨振宁(左)与李政道。图片来自“科技袁人袁岚峰”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