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村 河南艾滋病村事件
河南上蔡，亲人们正在埋葬一位逝世的艾滋病患者
“
两个相隔万里的村庄，一些相同症状的人，与艾滋病相处多年才发现，最大的难题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
”
直走，过一个红绿灯后右转，老远就望见一圈与周围矮楼格格不入的建筑，看着气宇轩昂。走近一看，是上蔡县人民医院，大门口立了几个同样红彤彤的易拉宝，印着“预防艾滋病的十条基本知识”，人潮进进出出、川流不息。
Y村的王海燕每个月初都要来到这里，查体，情况不好的时候打打点滴，她的CD4（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一直在100到130之间打转，一般来说，这个指标低于200就属于发病期了。
“九几年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不过每次都得大半夜就来排着，人老多，队老长。等大半宿才终于轮到你，一管子扎下去，觉得心花怒放的。”她说，“以前来是为了活得好点儿，现在也是，这人啊……唉。”
Y村
Y村离县城很近，却不好找。到的时候是上午10点，村里小路上没人、田里没人、门半敞着的民居里好像也没人，偶尔看见不远处有个影子，一下就消失在转角处。倒是鸟叫声悦耳得很，某两条篱笆内甚至还圈了绿油油的小竹林。
竹林后面的小土巷里有一个院子，院墙缺了个大口子，两间不分主偏的连体瓦房，一间破木门上挂了个小锁，另一间连门都不知去向。里头胡乱塞着破横梁和破木板床，破板凳歪在一旁，一把苕帚躺在残砖断瓦上，墙上浮着火烧的痕迹、隐约剩下点颜色的小学奖状和年画，就这么废着。
转来转去，几乎每隔那么两三条巷，就会有一户像这样的死宅，与周遭一圈新房子连在一块儿，也不显得突兀。
出人意料的是，村里像这样新修好的二层小楼还真不少，吊顶很高（每层高度基本在五米以上）窗户很大（远胜于城市公寓刻意打造的落地玻璃），其中许多露台上砌了一排半人高的罗马立柱，挂着红灯笼。有些人家还顶了个疑似拜占庭式的大圆顶，一旁竖立着威严而艳丽的大型瓷砖拼画。
前头有一栋，正在打地基。一群灰发苍苍的人正搅拌水泥，一个西装男站在边上指挥，皮鞋擦得锃亮。还有一些也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手里牵着抱着一个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近不远地站着，边围观唠嗑边补日光钙。见来了外人，眼珠子飞快一转，从砖头石头上挪了过来，牢牢盯着你，一动不动。
村里一景 图/陈又礼
我只好装作轻松无事，笑着打哈哈，叫完叔叔伯伯叫大姐阿姨，又逗了一轮小孩，气氛才松动了些。
身边不晓得什么时候站了个穿中山装的大叔，戴顶毡帽，叼根烟，问我：你知道我们村儿不？
“知道啊。”
“知道我们这一片世界闻名不？”
“……这不知道。”
“艾滋病你不害怕？”
“不害怕……”
“就是，你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受过教育就是不一样。你看我老伴就是。”他下巴朝着黑瘦阿姨一撇，“我俩吃同一桌饭、睡同一张床，都20年了这不也没给我传染上，嘿嘿嘿。”
黑瘦阿姨骂了声“不正经”，就自顾自到阴凉处的板凳那儿坐下了。
到了晌午吃饭时间，大家各回各家。我继续瞎晃悠，不知不觉就溜达到了村外的田边，十几米外一个穿着宽大迷彩罩衫的小个子女人正在田里喷除草剂，慢慢挪着步子。
这就是王海燕。
聊开了我问她,现在村里有这个病的人还多吗。她一下笑开了：“你看我像不像？我就是的呀。”
她头发黑亮黑亮，脸颊红扑扑。后来听了她的CD4指标才知道，其实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外表看上去那么乐观。
“但跟我男人比，我还算好的，他这两年一直在外面打工，太累，去年病得不行了才回来，（CD4）只剩三十多。结果在家养了两三个月，刚升到一百多，前两天又去内蒙了。唉，说也没用。”
得病后这二十年来，王海燕虽然没怎么出过驻马店，但在村里，重活还是干了不少。直到近两年上了40岁，才因为体力精力下降得厉害，转而做一些像喷药这样稍轻的活儿了。“一出力气就晕得厉害，心里发慌，直想吐。”
“但还得挣钱不是，不然你说怎么办？”
这么拼，是因为他们家去年也刚盖了“两层小别墅”，总共用了20万多一点，其中有一半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不盖不行啊，儿子20了，说讨媳妇就讨媳妇的……”
好在怀上孕的时候两人还没开始卖血，所以孩子生下来是正常的。小学、初中学习一直特别好，两口子决定拼了命也要把大学生给供出来。不料学都上到了高三，儿子却得了个怪病，一学习一思考脑壳就疼得厉害，去照了一圈片子发现里头有淤血块，压住了神经。北京的大夫说了，治也治不好，放着不管它吧。
最后小伙子只好辍学到东莞进厂打工去了。可是看病却把这一家给看了个倾家荡产。
“其实我们算是没家可倾、没产可荡……幸亏在咱农村，哪家出点啥事了还是会互相支援一下。”
好就好在房子总算盖完，夫妻俩的担子也减轻了一大半。下一个五年计划是：把儿子结婚的钱存够，“这辈子也就差不多了。”
父亲
张乾说，Y村有超过一半的新房，都是父母为到了适婚年龄或准备到适婚年龄的儿子盖的。
到张乾家时，一家三口正坐在沙发上围着茶几吃晚饭，父亲、即将成年的小儿子和后妈。沙发是布艺的，很大，看上去能坐一打客人。
这里的村民们似乎对闯入者的从天而降并不怎么诧异，张乾随口问了两句之后，便把我带到了饭桌上。
小儿子阿强正闷着头扒烩面，其间拉开腿边的抽屉，摸出三个小密封袋，吃药。砖红色的长椭圆形大药片、白色圆片和小一点的柠檬黄扁片。把药丢进嘴里之前他短暂地顿了顿，透过厚厚的刘海飞快扫了我一眼，然后和着水“咕咚”一声，将小半把药一口解决。
河南上蔡，一位艾滋患者在诊所打吊针 图/陈又礼
在坦桑尼亚时，孤儿院里像阿强这个年纪的少年们基本都不喜欢当众吃药，每次非要等到夜深人静，才躲进房间的暗处将药吞掉。也有偷偷把药扔掉，直到免疫力防线被病毒击溃、发高烧感染肺炎、浑身长出红疹才重新开始吃的。旁观者很难想通，为什么会有人年纪轻轻却拿自己的健康当牌打，后来毕业班一个女生悄悄告诉我，因为她想变得和“正常人”一样。每天一把接一把地吃药，就算无人在旁，终归也是提醒自己：能上学结婚生孩子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怪物”一个。
饭吃完阿强就噔噔噔上了楼，一整晚都没有再下来。
张乾嘴里咕哝了一句：这熊孩子，小时候一天到晚哭着吵着闹着要吃，什么都不挑，现在长大了反而只吃那么一丁点儿。又问我：“是不是现在小孩都这样？瘦成干巴猴、脸色白得像要躺进棺材里才觉得好看？”
说完搂过桌上儿子搁在那的两包药，拣出几颗来用面汤送。
看着他那张“奔五”的国字脸，多年前的棱角和英俊欲走还留，短发却已经白了大半。
他说：几个孩子从小就没了妈，可怜得很，我不多操心，谁来操这个心？
饭后张乾递给我一支破旧的手电筒、踩过沾满露水的麦苗，带我去看亡妻。他点了根烟，轻声说：把手电灭了吧，照着太亮，不好。
女人去世的时候不到三十，体内的水分像是被蒸发掉，整个人缩成了一块旧绢布，骨节都疼得咯吱咯吱作响。但从照片看来，风华正茂的时候还是美的，夫妻长得挺像，尤其是眼睛和嘴。
大家都说张乾过去会疼老婆，现在会疼孩子，尤其是这个小儿子。全家都带病，但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身体底子好，竟然硬着头皮把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了。
张乾想起十几年前，有一次家里每个人都烧得七荤八素，他要带两个小孩去县人民医院。当年抗艾的药物还没出世，他们也还没买上三轮车，得挤公交，车上有人在放豫剧，人多得挤都挤不动，根本到不了座位跟前。两个小的拉肚子拉得站不起来，其中一个屁股上还长满了溃烂的大泡小泡，一碰就哇哇大哭。当爸的只好手里抱一个、肩上扛一个，还必须在刹车时腾只手来胡乱抓一把扶杆。
那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张乾差点就在人前泪崩。“那时我老父亲刚走没两个月，我站在那破车里头，很坚定地相信：我们一家人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他横着心，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能让小的多活一天就是赚一天。
小的不仅“活了下来”，还挺不甘平庸的。
这些年，村里去过一线城市的人越来越多，张乾和王海燕都陆陆续续从他们口中听了不少：白领们为了去哪家餐厅吃晚饭、去哪个商场逛街而愁得叫苦连天；粉领们能花上半天时间喝个几百块钱的下午茶；金领们宁愿天天把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堵成大半个钟头也要坚持开车上班，下班后又忠诚地到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再吃一份在张乾看来和“羊食”没多大区别的有机蔬菜沙拉……有太多事情，“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农村人把脑袋想个窟窿也想不通的。”
让他们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那个听上去“莫名其妙”的世界，让儿子女儿都激动得无法入眠。
儿子
阿强初中毕业时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像村里很多年轻人一样，到南方的大城市D去打工。进厂或是进店，只要进城就好。
去年10月，经同村的朋友介绍，阿强去了一个离家不远的二线城市，汽修店。两个月后却因为工资太低，回了家。尽管如此，那六十多天还是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由。“就好像你念了十几年书，最后终于拿到文凭、可以把所有课本都扔掉的感觉。”
不过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凭，村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因为那个争取的过程不但耗时耗力，而且还自带“读得人去掉半条命，却还是可能在最后一刻发挥不好而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极大风险。
他们进城一般都是目标明确、想法简单，第一步是养活自己，第二步是尽可能立下脚跟，最后呢，赚到一二十万之后就携眷荣归故里，给老的小的盖个房，算是光宗耀祖。
但阿强好像对成家这档子事儿不怎么上心。“这个阶段就是要打拼，以后才好给别人当师傅，想什么找对象呢？真搞不懂我爸，我18岁都没到，他瞎操什么心……”
张乾是操心，D城离上蔡两千多里路，他把一辈子去过的地方全部叠到一起都不见得有那么遥远。这还不是重点，那传闻中的光怪陆离以及吃人不吐骨头的欲望黑洞，才是他经验字典里检索不到的要命之处。“连正常小孩儿都说不准扛不扛得住，更何况他这个身体……”
“身体”这个问题，平时不提倒也还好，一提就要闹出不愉快来。张乾的儿女们，到现在都还理解不了：为什么当年你们要为了钱去干这种事情？
“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周围这几个村，好多都是这种情况。小孩儿不懂事，他没办法设身处地替你考虑，当然，过去环境也特殊，穷成那样，今天确实很难想象。”
其他几个孩子，有的今年没有回家过年，电话也没有打。有的倒是回来了，但和他大吵了一架。阿强算是最懂事的了。张乾重复说着同一句话：现在小孩都自私得很，不会管你死活的。
张乾身上长了个小核桃般大的圆包，硬硬的。医生说有可能是肿瘤，让他去检查化验。他一直没去，觉得如果是小事，那化验拍片的几百块钱就等于白给；如果是大事，那看也看不好，看得好也不晓得要烧掉多少钱。干脆不管了。
晚饭时他当着阿强的面，好几次有意无意撩起袖子来看那个包，边用指头触摸那光亮的表皮边装作不经意地说：现在干活都使不上劲儿了，越来越疼。白炽灯的冷光下，父子二人暗中彼此打量，又慌乱地躲闪对方的目光。
偶尔阿强也会问些问题，关于北上广深、关于城市里的孩子怎样长大、关于如何才能在大染缸里问心无愧而自由地活着。此外，他还很爱听关于坦桑尼亚小渔村里那所孤儿院的故事，那些同龄人跟自己既相似又相异的境遇、身世啊英雄理想啊内心深处的斗争啊，听得他眼珠子一转不转。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该是八竿子打不到边的，但听着却挺亲切。也不能说亲切，应该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意思。”他看起来若有所思。
K村
农村大抵都是相似的，像那句土话说的：粮食苞谷（的价格）比你眉毛还长得慢，化肥农药（的价格）却比你胡子还长得快。惟有农民一直像这暖春的麦子一样，长势不停，岁有荣枯。
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边的小渔村K村也是如此。只不过在那里，“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味道比中国清淡得多。一个家庭里亲人之间关系的紧密或是疏离，很多时候取决于它的贫穷程度。
为什么不是富裕程度呢？K村是全省最不发达的村落之一，此省又是全坦桑尼亚最不发达的区域之一，坦桑尼亚又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三千二百多人的一个村子，确实是打起灯笼来找，也找不到几户小康之家。
男人打鱼打牌打老婆，女人种地养鸡孩子。超过半数村民住着稀泥糊成的房子，屋里除了地上铺的干草，徒剩四壁。就这样的家庭，往往还特别能生，四五个算少、六七个算正常、十一二个还过得去。好在这里小孩只要长到四五岁，就必须开始学着分担家务。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斯瓦希里语的顺口溜，翻译出来大意是：这里有“三多”，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患者多。
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的上蔡（以及其他经历类似的地区）和坦桑尼亚的艾滋病感染情况有点类似：都与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四大类“易感人群”——性工作者、静脉注射毒品者、男同性恋、召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侣——没有绝对致命的内在联系。
大部分人会得病，都不是主动选择的行为带来的结果，他们甚至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病入膏肓。
“那会儿农民多老实，可以说90%，不，95%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什么毒品啊、出去花钱找妓女啊的概念，更不要说什么男的还能和男的睡觉了，根本想象不出来！”最初在Y村碰到的中山装大叔这么说。
UNAIDS针对东南非的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这四类“高危人士”加起来也只占新感染总人数的21%，其余79%呢？都是“剩余群体”。在中西欧及北美、东欧及中亚、中东及北非，比例最高的分别为男同性恋（49%）、静脉注射毒品者（51%）、召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侣（41%），唯独在非洲（北非除外），这定义模糊的“剩余群体”遥遥领先。
只是当年上蔡的“剩余群体”具体指哪些人，和在非洲又指哪些人，自然是大相径庭的了。
就坦桑尼亚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太复杂。2010至2015年间，所有新感染者中，女性占了59%；所有年轻新感染者众中，年轻女性（24岁以下）占了2/3，这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段，女性感染的概率比男性高了一倍；整个东南非区域，每周大约有4500个姑娘感染上艾滋病毒。另一个相关数据是：2015年的普查显示，这个地区共有700万15岁以下的少女，被迫成为童养媳（或者说不知道谁的第几任小妾）——这些姑娘的男人，是HIV病毒携带者的并不罕见。
两年前刚进坦桑尼亚那会儿，我还是有点瘆的，毕竟这个国家11.8%的艾滋病感染率实在有点高。结果呆了三四个月，村村店店走了不少，才发现，除了贫穷，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得有些无聊。什么哭天抢地的煎熬、深不见底的凄凉，似乎都已经成了记事簿的前一页，算不得时事也称不上历史。有时走在村子里，看看周围那些要么插科打诨嬉皮笑脸、要么端一瓶汽水蹲路旁一发呆就是大半天的各种老中青年，便不由得纳闷起来：根据省防疫部门公布的2010-2015年艾滋病防控情况报告，保守估计艾滋病毒携带者占总人数的18%-19%，其中三分之一处于发病期，他们都是怎么生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