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的历史影响

编者按：

西方政治学者是近年才承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才承认中国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早于欧洲1800年。“现代国家”意味着要拥有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本文希望通过对秦汉和罗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比分析，增进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

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汉殿论功图》，明，刘俊，绢本设色，纵165厘米，横106.5厘米，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绘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对追随多年的臣子论功行赏的情形。刘邦与项羽不同，后者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之马，到粮食多得吃不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抛却“名实之争”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其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的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汉并天下”瓦当，西汉，直径17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他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这是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蒲轮征贤，18世纪《帝鉴图说》彩绘插画，描绘西汉武帝刘彻征聘名儒申培公的情形，听说申公年老，刘彻恐其途中受劳，命人驾车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车轮，使其不致过于颠簸，坐得自在。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蓬莱”神话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

《“太一将行”图》帛画残片，西汉，长43.5厘米，宽45厘米，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上部正中绘一个头戴鹿角的神祇，据其左侧题记推断可能为“太一”神，“太一”为屈原歌颂过的楚神，至汉代成为至高神。

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司马迁为何批评公权力，又赞美公权力？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已受宫刑的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春秋大义，深埋于士民的骨子里。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作者：潘岳（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编辑：魏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