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臣呼父古所无，石郎至今有遗臭”这是后人对“儿皇帝”石敬塘的评价。石敬塘做过什么让后人使其“至今有遗臭”呢，最著名的是为了当儿皇帝，而把“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此君割让土地的时候是五代（公元936年），而“燕云十六州”再次回到中原政权的时间是辽国（契丹）灭亡时（公元1123年），此块宝地脱离中原政权长达187年。

终辽国（契丹）一朝，“燕云十六州”一直在辽国（契丹）的控制之下，期间中原王朝走过了后周、北宋却迟迟不能收复中原的屏障，那辽国是怎样治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的治理又在辽国和和大宋的对峙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接下来我们试着分析其中原因。

一、燕云十六州的前世今生与其重要作用

1、地理位置及历代作用

燕云十六州在五代十国时期是后晋的的管辖范围，现在主要包括了北京、天津的全部和河北张家口、承德等北部地区，也包括山西省大同等北部地区，打开地图可以看到，这些区域是明长城沿线，北方是辽阔的蒙古戈壁，南方便是富饶的华北平原，从后续朝代元、明、清都在北京建都，尤其明成祖朱棣的“天子戍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唐朝诗人王维就曾经形容过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称其“丢燕云而必祸中原”，北方游牧民族如果想进军中原，燕云十六州绝对首当其冲。

2、丢失前后强弱分析

燕云十六州丢失的时候，中原大地正处在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年代，中原群雄揭竿而起，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防御外族；而在辽国，正是统一契丹各部落大一统的强盛时代。

辽国本是在塞北苦寒之地，想南下必须经过燕云十六州所辖的长城沿线，本是天然屏障，但是“儿皇帝”拱手让与外族，使得双方势力更加悬殊，中原大地失去天然防线，光复之路足足走了187年。

二、辽国对燕云十六州的治理

1、辽国对燕云十六州治理的变化

当辽国刚从“儿皇帝”手里夺取燕云十六州的时候，辽太宗并未多加重视，他的臣子和手下想到的是劫掠一番，然后将战利品带往东北，但是他却发现这样并不得人心。正因为辽国的劫掠行为，河北人民反对辽国入侵的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辽太宗也在抵抗的浪潮中病死，这使后继的统治者对此开始了思考。

在辽世宗继位后，他开始认真思考燕云十六州应该维护而不应该当成抢劫的场所，所以他开始进行制度改革，效法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政策，实行“因俗而治”。不得不说，此举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他允许燕云十六州可以延续唐朝的管理制度，当地税收、法律等也延续下来，使得当时的百姓可以在乱世中避免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相对安宁。

辽国经过对燕云十六州地区治理的优化，稳定了当地人民反抗的情绪，为后续制度化治理赢得了宝贵的契机。

2、辽国对燕云十六州治理的制度化

随着延续原有制度的有效，辽国对治理方式进行了制度化。这样的制度化看起来有些超前，超前的体现就在，辽国对燕云十六州进行了“自制化”，这些政策可能会比“因俗而治”更加顺应民心。

金庸先生在其小说《天龙八部》里成功塑造了一个悲情英雄，他就是乔峰（萧峰），在小说里他除了丐帮帮主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辽国的“南院大王”，小说虽然是虚构，但是也反应了史实，“南院大王”在历史中是真是存在的，而且统治的地区就包括我们所提到的燕云十六州。

辽国给南院非常大的自治权。统治地区的中下级官员都是汉人，典章制度也是汉人的制度。普通百姓更加认可的是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和事，至于最高领导者是异族还是同族反而关心不大；其实在辽世宗以后，南院里的官员，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作为辽皇帝的陪同，其他官员不能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存在，这就是辽国统治者最高明的地方。

随着辽国统治者的修生养息，久而久之百姓已经感觉不到生活在异族统治之下，几代人过后，实际上，这块区域回到中原王朝已经是187年之后了，他们对中原地区新成立的王朝已经没有归属感，他们也不想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时代，谁发起战争就反对谁可能是他们最真切的想法。

三、大宋对辽失败的必然

一个团队或者个人要想成功，无外三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看大宋对辽失败的必然性。

1、时不我与

前文分析，宋辽相争必须争夺燕云十六州，宋辽相争之时，燕云十六州已经失去近百年，并且宋在建立到统一南部中国连年征战，兵困马乏，期间辽国已经成平日久，宋攻辽只能感慨时不我与。

2、关山难度

燕云十六州是险峻之地，失去此地中原至黄河无一险可守，古游牧民族冲破此地，几乎都是一马平川，直至饮马黄河。而大宋想要收复此地，是和游牧民族相反的进攻方向，其难度可想而知，纵观历史，成功的例子屈指可数，如此地形大宋只能感慨关山难度。

3、民心难向

宋辽相争之时，燕云十六州已经在辽国统治之下长达一个世纪，且辽国统治者并非胡作非为，百姓得以在乱世安居乐业，而且对恢复中原政权统治有强烈愿望的一批人早已经灰飞烟灭，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制造战争的政权给予支持，大宋再一次感慨民心难向。

因为辽国实行的“因素而治”深得民心，且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均不在大宋一方，使的大宋在与辽的对抗中很难占得先机，遑论成功。

参考文献：

《辽史》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