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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科技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碰撞,思想文化上的激烈程度最大,科技工业领域的冲撞也不小,但少有人看见农业上的冲突。
今天就聊点最接地气的东西,化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化肥。
卜内门肥田粉海报(不是“门内人”)
背景
简单陈述一下背景,中国的农业自古以来就采用以粪肥田的方法,农业一直就是中国的根本,不管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还是秦皇汉武乃至独尊儒术,想要吃饱饭,就得靠农业,关于采用自然有机肥的种种农业技术在中国已经非常完善。
但随着西方农作物、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的传播,中国的农业也掀起了巨大的变革浪潮。
山东农事试验场,农机引入
1906年,光绪32年,山东农事试验场。
“由美国购回农具二十余种,日本购来数十种,多能试验合用。惟凿井机器尚未动用。其运转能否得法,应俟访延技师,另行考察。”
奉天农业试验场,农机引入
奉天农业试验场从日本和欧美输入多种农具,有犁、马耙、刈麦器、刈草器、玉蜀黍自束器。
“刈麦器,由美国输入,价金五十五弗。若依习惯法栽培,无可使用之处,因有畦间之障碍也。必依洋式耕锄法,于平面栽培,则收获时始可使用。一日之功程,约六十亩。”
“刈草器,由美国输入,价金四十三弗。干草搅拌机,价金三十二弗。收集机,价金二十四弗。本年于茫茫收获时,使用刈草器及收集器,一日之功约七十亩”。
这些西方近代化农业机械引入中国,它们的工作效率极高,但对于劳动力富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并不合适。
且当时中国工业基础落后,生产、维护农机缺乏硬件基础,所以引进和推广在当时很难。清末唯一有条件引进使用这些机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农业试验场了。
奉天农业试验场,化肥试验
奉天农业试验场在做栽培试验时,采用了近代科学的方法,将试验用地分区,分别施肥。
“分五肥区和各种肥料十三区,各种用二个之亚铅钵。因于窒素肥料外,须供给磷酸加里,故加入磷酸曹达及炭酸加里溶液”。
广东农林实验场,化肥试验
1909年,宣统元年三月,广东农林实验场成立,该试验场对化肥的使用进行了检测与分析。
该试验场对肥料的化验检测记录被称为“肥料化分”,包括“动物肥田料分析”、“植物肥田料析”、“化学肥田料分析”、“淡肥田料比较”、“磷肥田料比较”、“钾肥田料比较”。栽培试验中,农家肥被当作“基肥”,而被称为“补肥”的追肥,往往都是“钙磷酸”、“钾硫盐”之类的化肥。
当时的中国对于化学肥料是非常陌生的,在当时的世界,化肥也是一种新兴的产物。
化肥推广及走进农田
据《农事月刊》1927年第6期记载,经销峨眉月牌肥田粉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在上海西愚园路设立“肥田粉农事试验场”,在所种蔬菜等作物上施用化肥,欢迎农民前去参观。
峨眉月牌,卜内门肥田粉
爱礼司,肥田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爱礼司、卜内门等商行肥料销售的宣传和化肥自身增产优势的传播,我国江南以及沿海省份的化肥施用量逐渐增加。
化肥,还是有机肥?
一、反对“化肥侵略”
1930年,《农业周报》刊载了一篇文章。
“不独农家辛苦的收成完全成为舶来化学肥料的推广的收成,甚而至于中国人民的饱饿存亡,也都操之掌握,而帝国主义的土地侵略政策,于此大功告成,这不比任何侵略政策还要狠毒吗?”
“除对于其肥料推广取绝对不合作主义以外,同时都步着可敬而痛快的壮举和声调,一致进行,以保全我农业要素的完整。”
这篇文章从农业要素被帝国主义掌控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要反对西方化学肥料的推广。
二、商会“化肥有害论”
同年7月,汕头中华国货维持会曾为此呈请政府禁止进口化肥,理由是肥田粉性烈,能收一时之效,但长期使用将导致大片田园荒芜。江宁、济南等地商会亦发电响应,表示拒绝肥田粉的输入和使用,以挽救农田。
其中也夹杂了一些民间的谣言,如“化肥有毒”等。
民间商会持的态度是:长期进口化肥对农业有害。
三、对化肥引入中国持怀疑态度
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书记麦罗拉(W.H.Mallory)说:
“须知中国农人保持土壤之肥沃,已在四十世纪以上。在美国许多地方仅在几十年中,而土壤已荒瘠矣。再者,农业之发达,世界无一处堪与中国比伦,而每亩所获,又远胜于西方诸国。在此种情形下,……化学肥料是否应导入,是一问题,此须注意研究。”
华洋义赈会概念图
有抵制方,自然也有支持方。
卜内门肥田粉
某些支持者:农民素质不足,滥用化肥
民国时期,有些化肥的支持者认为:
欧美、日本化肥使用远超中国,在化肥施用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如同中国一般严重的负面问题。原因之一是我国农民施用天然肥料相沿成习,而缺乏对于化学肥料相关知识,既不辨其性质,亦不察土地与作物所需,往往任意滥施,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农业专家原颂周:化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
原颂周《中国作物论》
20世纪30年代末,为了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和合理施用化肥,驳斥民间关于化肥有毒的传言,著名水稻专家原颂周教授就人们所说的化肥的各种危害,一一进行了反驳。
他提倡将化肥应用推广,化学肥料的优越性有目共睹,其负面作用亦不容忽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应对化学肥料的正确方法。
“中国农民施用有机体的废物,如草屑、禾秆、绿肥等已甚普遍,若采用人造肥料以为辅助,绝无伤害土壤物理性之可虞。”
原颂周对使用化肥带来土壤硬化、酸化、病虫害的反驳:
英国罗丹士得农业试验场曾举行试验,专在一区内多壅硫酸铔达75年之久,后来的试验证明施用硫酸铔并非一定造成土壤硬化。
至于土壤因用硫酸铔而酸化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施用石灰作为调剂即可,极易解决。且多数植物,只要酸性不超过限度,即使年年施用硫酸铔也无大害。在一些土壤皆为碱性的北部地区,使用硫酸肥料则更能收调节之效。
关于中国作物每年因病虫害而受损失的问题,原颂周认为,在中国未有硫酸铔以前,病虫害早已蔓延,并不能认定化学肥料才是元凶,当务之急并不是停止施用化学肥料,而是指导农民使用杀虫灭菌药剂予以防治。
原颂周:1911年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农业大学,1951年调任西南农学院教授,中国近代运用遗传学原理开展水稻育种的首创者之一,早年撰写出版的《中国作物论》的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作物栽培生长发育的理论基础书籍。
舶来,还是自造?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大量进口化肥造成财政漏卮,并加重农民负担,应抵制化肥进口,提倡设立工厂,自造化肥,由此又引起了朝野人士的深切关注和大量议论。
1921-1925年,中国农民的消费中,自给自足部分占据65.9%,购买部分占34.1%,购买部分有很大一部分是舶来品,从西方进口而来。他们点灯的菜油被煤油取代,土布被洋布取代。
有学者指出“帝国主义者的商品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先锋,势力在天天进展,及至农民在农事上所用的肥料也由有机肥料改为化学肥料,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至此完全崩溃了。”
有学者曾说,舶来品化学、肥料的源源输入和滥用,应是江浙等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重要因素。
财政问题
“每岁漏卮甚巨。我国缺乏原料不能自制,专恃外货输入,每岁金钱之流失,数额颇为可观,今日已达二三千万元,不外十年,必逾亿兆,设一旦而夺我国固有肥料之席者,其影响民生之重大,必有不忍言者。”
远东第一大厂:永利硫酸铔厂
1936年的永利铔厂全景
1937年2月,范旭东等一批民族工业先驱创建的中国第一座化学肥料企业——永利硫酸铔厂在南京长江北岸建成投产。永利铔厂拥有日产合成氮39吨,硫酸120吨,硫酸铵150吨和硝酸10吨的能力,设备精良、规模宏大,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
1936 年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硫酸铔厂硝酸部
建成投产之时,正值春耕季节,其生产的“红三角”牌硫酸钲肥料,销售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及东南亚一带,极受农民欢迎。
永利铔厂西式专家楼,2008年照片
可是,紧接着抗日战争爆发,永利铔厂遭到日寇的破坏和侵占,生产停顿。抗战胜利后,生产恢复,但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三分之一。不久内战爆发,原本伤痕累累的永利铔厂再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建立后,永利铔厂才重新获得生机。
理论上,化肥增产效益的确显著,可惜的是,当时一些产米省份,有的因运费昂贵、征税过重,致使化肥的施用障碍重重。单纯从理论效果看是行不通的,必须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面对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稻田和肥料,还有苛捐杂税、层层剥削。
对于上世纪30年代关于化肥和有机肥的纷争,你有什么看法?欢迎评论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