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4年出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那些年 那些人 那些事》）

他有举世瞩目的发现，是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给生理学世界级大师巴甫洛夫做过狗实验的讲解；他在美国读书时强烈要求同时攻读两个博士，且其中一位导师甚为苛刻，但也为他的执着和勤奋开了绿灯；他学识渊博，游走于中西医学之间，曾给陈可冀指点脉象迷津。

1899年，张锡钧院士在天津出生。1988年，89岁的这位老人卒于北京。作为我国近、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蜚声国际的老一辈生理学家，他对我国高血压防治也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一辈优秀科学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移植到祖国土地上的结果。

中国苦学者 有举世瞩目的发现

张锡钧的父亲张文藻老先生，是20世纪初难得的兼通中西医的天津名医。良医济世的家庭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张锡钧立志长大后学医。

中学毕业后，张锡钧于1916-1920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被保送赴美留学，入读芝加哥大学医学预科，1922年获理学士学位，升入罗舒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张锡钧在医学院学习时对生理学非常感兴趣，萌发起同时攻读生理学博士学位的决心。

回忆起当时的决定，他说：“这是因为在对狗进行生理示范实验中，看到了可以使垂死的狗起死回生，我认为这和医学研究密切相关。”但芝加哥大学的生理学系和医学院分处城南、城西两地，每天乘车往返要两个多小时，而且医学院课程本来就很繁重。教务处不同意他同时攻读两个博士学位，说没有先例。在张锡钧的强烈要求下，教务处终于松口说如果教授本人同意，他们就不反对。

这本是一种巧妙的拒绝，因为生理系主任A.J.卡尔森教授的严厉远近闻名，可张锡钧还是抱着“有志者事竟成”的勇气找到卡尔森教授。教授被他充分的论据和坚决的态度所打动，同意给他一个机会试试。就这样，张锡钧白天在医学院学医，晚上去大学里做生理学研究。他的勤奋好学获得了导师极大的欣赏。

1923年的一天，卡尔森教授要张锡钧做一次狗的缓慢新陈代谢实验，供客人参观，并作适当讲解。张锡钧顺利展示完毕后，高谈阔论地讲了一刻钟技术要领，获得了客人的赞许。客人走后，导师才说那位客人是生理学大师巴甫洛夫。其后在1935年，世界生理学大会在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举行，张锡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会议酒会时，大会主席巴甫洛夫看到张锡钧时说：“我们都知道你生物鉴定ACh（Acetylcholine，乙酰胆碱）的方法。”

攻读博士学位的4年里，无论是在车上，还是节假日中，他都是在看笔记、复习功课和默记重点中度过，像一位虔诚的苦行者，一心专注在求学上。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时获得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回国成为北京协和医院一名内科住院医师。

1933年，张锡钧赴英国伦敦皇家医学研究所戴尔爵士实验室进修，与同事盖顿经过努力，建立了用蛙腹直肌定量测定乙酰胆碱（ACh）的生物学方法，使戴尔得以确定他在牛、马脾中提取到的物质就是ACh。这是首次发现在动物体内有ACh的存在，这一方法迄今一直是生物学中测定ACh的经典技术。戴尔以神经的化学传递获得诺贝尔奖，并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演讲中特别提到张锡钧的工作。张锡钧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提出了“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加压反射”学说，证明刺激狗的颈迷走神经中枢端可以引起垂体后叶加压素释放而导致血压升高，加压素的释放是通过中枢有关神经通路及ACh介导实现的。

学问日日新 桃李满天下

1927年，张锡钧应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教授邀请，任生理学系助教，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严谨的作风，为许多学生和同行所称道。

张锡钧的学生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陈孟勤教授曾撰文回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他不为敌伪反动政府服务，回天津开业行医谋生。抗战胜利后，于1948年返回协和医学院参加复校工作，担任生理学系主任教授。1949年，又兼任教务长。”

张锡钧讲课前会在办公室里试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倪国坛还记得当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时的情景：“每天上班，张大夫通常是第一个到，并且用“master key”(主任用的总钥匙，可开所在科室各个房间的门)把实验室等的门全部打开通风，换进新鲜空气。张大夫讲课前梳理教材也好像这样，要仔细地除旧换新。在张大夫办公室外，常常能听到他滔滔不绝地试讲。其备课之认真，我等前所未见。”

有一次当张锡钧试讲完毕走向楼梯时，倪国坛恰巧经过，师生两人打了个照面。倪国坛一时有感，说：“张大夫满肚子学问，讲课时随意倒点给学生就足够了，何必这样辛苦备课？”

张锡钧严肃地回答：“讲课怎么可以不认真准备呢？梅兰芳唱戏一辈子，演出前还要排练，何况生理学的学问浩如烟海，日日有新内容增加，有一些陈旧的内容须批判和淘汰。再有，要表达好，方法也是要紧的，还要掌握好时间。所以，试讲是需要的，不能随随便便，信口开河怎能讲好课呢？”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薛全福教授谈起初识张锡钧时说，1958年，实验医学研究所成立。研究所展览会上，陈列了老一辈科学家当年的实验记录和文章文稿，供年轻科研人员学习。其中有不少是张锡钧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英文实验记录和文稿。那些要点突出、简洁扼要、字迹整齐的记录和用记纹器(kymograph) 与熏烟纸描记的清晰的肌肉收缩图，给薛全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就是从这些记录中体会到，实验记录不是流水账，是精心操作和周密思维的结晶，不仅记录实验得到什么结果，还应记下从中有什么想法，这样能对整体实验大有裨益。”

薛全福说他还有幸曾当过张教授做动物手术的助手，将犬颈动脉游离出来用皮肤包成内含动脉的皮桥，之后可在狗清醒状态下，利用此皮桥无创测量血压进行各项研究，张教授快速、干净、利索的操作令人叹服，而且边做边教令人感动。

薛全福还说：“20世纪60年代初，他知我熟悉放射性核素示踪实验，曾要我重复外省报道的当时颇有影响的实验，得出否定结果。又要我和他室内人员一起重复他们已写好总结的实验，发现没有得出之前实验的结果，他要我协助推翻重写。以上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无怪乎曾在老协和医学院跟随张教授进行科研的著名生理学家王志均院士缅怀说，‘他是一位谦虚谨慎、勤奋踏实的科学家，他有坚实的知识基础和精细的实验技术’，我完全赞同。”

兴趣广泛 高血压研究成果多

实践表明，作为医学的一大支柱，生理学具有高度的应用性。以高血压为例，正是由于生理学对高血压发病机制研究的成果，导致了钙离子拮抗剂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等药物的问世，进而挽救了众多高血压患者的生命。张锡钧身为生理学界的泰斗，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内分泌、消化、神经和循环生理等不同领域，在高血压防治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是他和他领导的团队首次发现乙酰胆碱引起的钾通道的脱敏现象与离子通道及胆碱能受体磷酸化的关系；首次发现了乙酰和麻醉剂等对乙酰胆碱所致心脏作用的影响；首次报道了超慢速电压依赖性钙离子流失活的现象；首次采用自制的、高分辨率的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与细胞内荧光染色，并应用膜片钳的方法研究心脏兴奋-收缩耦联机制中的离子通道与肌肉收缩的关系等。他还开展了高血压发病机制、腹部迷走神经对血压的调节作用等研究，撰写了《高血压的发生机转》《组织胺对于血压的反射作用》等论文。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黄宛教授等，基础医学研究所(当时名为实验医学研究所) 生理室张锡钧教授带领陈孟勤及陆仲琦等，病理生理室华光教授带领薛全福、吴其夏、张琪等开展高血压病防治和基础研究，为以后的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研究起了良好的开端。

据中国科学院陈可冀院士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对冠心病开展研究。当时就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吴英恺院士担任组长，组织北京地区的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有十几家医院共同参加协作研究，张锡钧教授带领陈孟勤及陆仲琦教授等生理学家也参加了有关机制的研究。

在这之前，1959年，陈可冀在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进修并协作，研究高血压病患者脉象表现的特点。他发现，高血压患者随着血压水平的高低不同、血压及病情轻重的不同，脉象虽都表现为弦脉，但弦脉脉搏波形的等级不同。经心电图、心音图、心冲击图、脉搏图的四图同步描记，证明脉搏波形确有不同。

张锡钧教授知道后，建议陈可冀用Von-Euler荧光法，检测尿液的交感神经介质儿茶酚胺水平（以去甲肾上腺素水平为代表）作比较，当时这种检查方法在国际上还刚刚开始使用。结果的确证明了血压越高，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也高，弦脉脉搏波形表现也有一致的平行的改变。后来陈可冀将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60年第10期上。

谈及此，陈可冀院士表示，“张锡钧教授在冠心病及高血压病研究，尤其是在病理生理学机制研究方面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对我们的工作进展帮助很大。他为人诚恳，治学严谨，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工作和学习的态度，我真的很想念他。”

谦虚谨慎 淡泊名利

经过清华学堂、芝加哥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学习，张锡钧接受了中外不同的教育及各种文化的熏陶，但始终未改变的是他务实、审慎的作风。

在学术上谦虚谨慎的张锡钧，对于名利看得很淡。1951年，在中国生理学会第12届代表大会上，张锡钧当选为常务理事，并一直连任至1985年。1983年，他将自己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时工资中的养老金2万美元（原存于美国银行）全部捐赠给中国生理学会，作为对优秀青年生理工作者的奖励基金，并对青年提出了勉励和期望。1986年，中国生理学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委员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术交流及论文评比会。

张锡钧教授，不仅是我国生理学的开拓者，更以他的大师级学者风范，令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