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主人公是谁 投笔从戎的主人公是谁

焚书坑儒一直作为秦始皇暴政的最大例证。特别是后世儒家学者更是乐此不彼而大书特书。但是其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恐怕还得探讨一番。

先说“焚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生日，博士宫博士70多人前往祝寿，周青臣狠狠的拍了一通马屁，淳于越提出不行分封制不能长久，同时骂了周青臣。秦始皇并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将淳于越的主张下发臣工辩驳。李斯痛斥了淳于越的主张为亡国之道，坚定执行法治不动摇。同时提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仁政思想是惑乱民心，破坏法治，提出了焚烧非博士官藏的民间《诗》、《书》及百家语，只留下医药、占卜、农业方面的书籍，民众想要修习法家之学，可以以法官为老师修习。

首先分析一下大背景，秦国以法治国百余年而能一统天下，其执政理念不可能因为一人建言而改弦更张，相反，分封制的根基仍然以王道仁政为核心的论调，与法治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所以禁绝民间儒家学说的散播，是一种政治需要，一种维护法治传统的必要手段。事实上商鞅变法之初，秦孝公也同样颁布了禁绝诗书的法令。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儒家学说与法治犹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可相容。

再分析一下执行范围。由于书写困难，古汉语表述都极尽简略，但是从简略的表述中仍然能看出端倪。《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其中重点强调的有两点：一是谈论诗书者弃市，二是以古非今者族。至于与法治之道不相左的书籍，似乎都不在此列。更不必说博士官藏的书籍还都合法保存，毁灭文明之罪实在有夸大其词之嫌。

最后来分析一下实际执行效果。虽然有30天的期限规定，但是当时统一六国仅仅8年，秦法推行不久，法治根基不稳，这件临时法令的执行效果很难说有多深。除了老秦国故地，法治根基深入人心，可能执行的较为彻底，但反过来说，秦国举国拥戴法治，修习儒家之学的本就寥寥无几。所以实际执行效果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对比近代十年文革都没有完全破坏传统文化，何况短短三十天的一次整风运动。其真实意图恐怕仅仅是向天下宣示坚持法治不动摇的决心而已。

再说“坑儒”，这是公元前212年的事情，和焚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更是一桩冤案无疑，实际坑杀的460人都是炼丹方士。方士先是忽悠秦始皇说有长生不老药，骗了大量的钱财，但是实际上方士根本炼不出来什么长生不老药，又惧怕因为炼不出来而违反秦法被处死，就散布谣言说是因为秦始皇任用酷吏、贪恋权势才不给秦始皇求得仙药。这就太过分了，骗了秦始皇不说，还骂他，换谁都受不了，何况是正志得意满的秦始皇。所以才招来御史查勘定罪460人，依秦法：“方士之药，试之不验，辄死。”全部坑杀于咸阳。简直可以说这是依法刑杀，哪来残暴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这段记载往往被后世引用以为秦始皇残暴的旁证。然而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是存在疑问的。法治治国的理念在秦国已经历时百年以上，作为长子的扶苏根本不可能不知道，就算有所建言，不可能着重强调诸生皆效法孔子。根据其他记载，扶苏是很有能力和人望的，在秦国鼓吹孔孟之道，儒家之学，恐怕只会为人不齿。所以真实的表述更应该接近于：“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今上重法以绳诸生，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一言以蔽之，“焚书”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段，坑儒是依法刑杀，却成了儒家笔下残暴不仁，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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