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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域、民族,又有七月七、七姐诞、七姐节、七娘会、七巧节、七夕祭、巧夕、双七、重七、香日(俗传七夕节牛郎、织女相会,织女梳妆打扮、涂脂抹粉,满天飘香,故名)、星期(期:约定、约会,牵牛星、织女星一年相遇一次,如同约定一般,故名)、乞巧节、女节、女儿节、少女节、姑娘节、兰夜(古人称农历七月为“兰月”)、牛公牛婆日(越南华人的习惯称谓)、少儿节、穿针节、道德腊(道教对七夕节的称谓)等不同的称谓。据上述称谓,不难看出,有的是依据节日的时间来称呼的,如七月七、双七、重七、兰夜;有的是依据节日主要参与者的性别来称呼的,如女节、女儿节、少女节、姑娘节等;有的则是依据节日主要活动来称呼的,如乞巧节等。
近年来,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鉴于越来越多的国人,尤其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热衷于过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于是,人们逐渐将七夕节称作“中国的情人节”。这一称谓合适吗?赞成者认为,这一节日,不是缘起于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吗?怎么就不能叫“情人节”?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中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更是情人们彼此表达爱恋情愫的名词佳句吗?
其实,如果我们细细检索古往今来的七夕节的主要节日活动,不难看出,尽管由于时代、地域、民族的差异,导致历代、各地、不同民族的七夕节节日活动形式多样,但历久不变的“乞巧”、曝晒图书等主要节俗,却似与爱情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国古代七夕节主要节俗,及历史上人们对“七夕节”的“爱憎”观念的演变,简明扼要地论述一下,为何“七夕节”不宜简单地比附为“中国的情人节”问题。
一、乞巧
如前所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尽管由于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的“七夕节”节日风俗,也形式各异,但有些风俗,却传承甚久,分布广泛。如本文要叙述的女子“乞巧”(又叫“赛巧”)风俗,就是其中之一。
穿针乞巧
女子“乞巧”风俗渊源甚久,至迟在西汉末已经出现。据说刘歆撰写的《西京杂记》中就记载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据此记载可知,最初的“乞巧”方式,比较简单,就是看谁能又快又好地将丝线穿过七孔针,能快速穿过者为胜,意味着她心灵手巧。穿不过,或穿得慢的为输,谓之“输巧”。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用线穿针的方式来竞赛、取乐了。在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七月七日夕,妇女们或传承以往的“乞巧”风俗,在专门的场所,用线穿以金、银、玉、石等为原材料制作的七孔针;如《舆地志》记载,南齐武帝时专门修筑层城观,每年七月七日,宫人们多登楼穿针。世谓之“穿针楼”。或采取新流行的“乞巧”风俗:在院子里摆放几筵,在上面陈列酒脯瓜果,拜祭牵牛、织女二星。谁的瓜果上有蟢子(一种身体细长的暗褐色蜘蛛)所结蛛网,就被视为心灵手巧的象征。
乞巧与蜘蛛
唐代,每逢七夕,宫中专门用锦结成高百尺、可站坐10余人的楼殿。嫔妃、宫女们在上面摆放坐具,陈列瓜果酒肉等祭品,祭祀牛、女二星;然后,在月光下,女子们以五色线穿九孔针乞巧。乞巧完后,演奏音乐,宴饮作乐,通宵达旦。民间也纷纷效仿这种风俗。
除穿九孔针乞巧外,唐宋明清时期的女子们,基本上传承了南朝以蜘蛛结网来判断心灵手巧的方式,只是历代具体判断标准,有所不同。如唐代女子,将自己捉到的蜘蛛放在小盒子里。次日早晨打开,以蛛网的稀密,作为判断巧否的标准。“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宋代或以蜘蛛所结网是否浑圆、周正,或以蛛网的稀密为标准。明代也多以蛛网稀密作为标准。
北宋时,不仅“七夕节”一词在文献中正式出现,而且还被朝廷确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京城汴梁中,还专设买卖乞巧诸物品的市场,时人称作“乞巧市”。另外,还有“水上浮”(用黄蜡做成的凫雁、鸳鸯、龟、鱼等,画上颜色,染上金彩)、“谷板”(在小木板上敷薄土,种上粟,令其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村落之态)等玩具和各种吃食等。自七月初一至七月初四三天内,“乞巧市”内可谓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年轻的女子们利用节日悠闲,会访闺中密友、拜祭织女、切磋女红、乞巧祈福。
元代宫廷中筑有“九引台”,专供七夕宫女们登台穿针乞巧。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为“输巧”。“输巧”的女子,要出钱赠给胜者。
投针验巧
明清时期,女子七夕以针为主要道具的“乞巧”节俗,与以往“穿针”风俗截然不同。这一时期流行“投针验巧”风俗。其做法是:事先准备一只面盆,或一口大碗,在七月初六晚上,放在天井、院子里,将“鸳鸯水”(分别在白天、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倒进去,露天过夜。第二天,即七月初七上午,再在太阳下曝晒一上午,面盆里的水表面依稀生成薄膜后,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参与竞赛的女子们陆续将自己准备的缝衣针(“巧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若用力过大,针刺破水膜,自然沉到水底;若针不下沉,就会在水底下出现各种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
二、乞子
除乞巧外,至迟自宋代起,乞子也逐渐成为七夕节的重要节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与佛教磨喝乐(又称“魔合罗”、“摩喉罗”,梵文音译,他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儿子,六岁即出家成佛,佛教天龙八部之一,为创造之神、再生之神、舞蹈之神。传入中国后,逐渐由原来的蛇首人身形象,演化为可爱儿童形象)崇拜合二为一。人们七夕节时,以之为祭品,供奉牛郎、织女,乞求神灵庇佑多子多福。
东京汴梁七夕节时,用木、土雕塑而成的娃娃,买卖火爆。有的卖家给泥/木娃娃穿上男服或女服,有的装饰有金银、珠宝、象牙、翡翠等奢华品,有的下面安装“雕木彩装栏座”,有的用“红纱碧笼”罩子罩住,进奉给皇帝的摩喉罗用金银制成,不一而足。这一天,儿童们都换上鲜丽的衣服,手里拿着新鲜荷叶,装扮成摩喝乐的样子,嬉闹玩耍。
南宋时,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七夕时供奉“摩喝乐”的礼俗更为盛行。节前,修内司循例向皇宫内进呈十桌“摩喝乐”,每桌置三十枚“摩喝乐”。大者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拂手香制成,或用黄金铸就;皆佩戴镂金珠翠,真珠佩环,“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每个摩喝乐都罩以“五色镂金纱厨”。
供奉摩喉罗的礼俗,直到明代依然盛行:“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儿,衣以彩服而卖之,号为‘摩喉罗’。”
三、曝晒衣物和书籍
至迟自东汉开始,“七夕”节还有晒书、晒衣的风俗。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之所以选择这天曝晒衣物、书籍,据说是因为这天天门洞开,阳光最强烈,也是龙王爷的“晒鳞日”。
曹操和司马懿剧照
魏晋南北朝时,七月七日曝晒衣物书籍风俗依然盛行。据说,曹操曾召司马懿辅佐自己,司马懿以有病行动不便为由婉拒。曹操派人化装,探刺虚实。密探到司马懿家时,正值七月七日,他发现司马懿在烈日下搬书、晒书,搬取重物,步履稳健,毫无病态。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阮籍侄),与同宗族人聚居一地。贫穷者居住在道南,富裕者居住在道北(成语“南阮北阮”即典出于此)。七月七日,道北诸阮大晒衣物,都是昂贵、炫目的纱罗锦绮。阮咸家贫,无华衣可晒,他便用竹竿挂起自己的犊鼻状大短裤,在院中曝晒。人们不解其缘由,阮咸幽默地回答说:“我也不能免俗,姑且如此,敷衍应景而已!”
阮咸曝裈
比阮咸更“不堪”的,是东晋人郝隆。七月七日这天,邻居们全都拿出衣物、书籍等曝晒。家徒四壁的郝隆却无衣、无书可晒。于是,他便躺在地上,解开衣扣,袒胸露腹地晒太阳。邻人惊问缘故,郝隆诙谐的答道:“我正在晒肚子里盛的书呢。”成语“郝隆晒书”即典出于此。
如果说宋代之前,文献所载的七月七嗮书风俗,主要是私人或民间行为,那么,自宋代开始,官方举办的嗮书节俗,更多的见诸文献记载。北宋时,秘书省每年七月五、六、七三日,都要举办嗮书活动,号曰“曝书会”,皇帝的侍从官员们都要参加,按爵位高低排序。
《精忠岳飞》宋高宗剧照
南宋时虽延续“曝书会”礼俗,但有时也有如下变化:(一)宋高宗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曝晒书籍的活动,自五月一日开始,至七月一日止,长达两月之久。(二)南宋“曝书会”参与者,开始施加身份限制;不同时期,限制的标准,不完全相同。(三)与会者的名字要刻石留念。(四)“曝书会”期间,朝廷为参与者举办酒食宴会,并有赏赐。如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曝书会,与会者“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五)除曝晒书籍外,还要曝晒图画、古器、琴砚等物。
元明清历代虽遵循曝书礼俗,但自明代开始,随着藏书管理制度的逐渐松弛,这一礼俗的规范、规模,较之宋代,均大为降低。甚至在清代,还出现了“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的怪异现象。自明清时起,嗮书的时间,也逐渐由以往的七月七日,改为四月四日、六月六日、春分秋分等不同的时间。
文史君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时代、地域、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差异,而导致七月七日节俗,千姿百态,异彩纷呈。除上述三项历时久远、分布广泛的节俗外,还有乞富、乞寿、七娘会、香桥会、接露水、拜七姐、乞求姻缘、游七姐水、为牛庆生(又叫“贺牛生日”)、拜牛郎、拜魁星、拜床母等节俗。从上述节俗来看,它们虽然都源出于牛郎、织女爱情故事同一母题,但其活动内容,除祈求美满姻缘等少量节俗外,大都与浪漫的爱情无关。况且,在从《诗经》到明清时期不断演变的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最后却是以悲剧收场的。虽然古人最终还是给这一悲剧,涂抹上一丝慰藉世人心灵的亮色——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但一年364日的分离,对夫妻而言,无论如何还是一种感情悲剧。甚至在《三言》、《二拍》、《红楼梦》中,都将七夕与疾病、不幸有意无意地连结在一起。
或许因此缘故,古人七月七日的很多节俗,其实皆与爱情无关。至于现代人将七夕节比附为“中国的情人节”,虽然抓住了节日中蕴含的牛郎、织女爱情故事这一重要元素,但却忽视了古人设置这一节日的初心。至于比附的缘由,我们相信,其中固然不乏有人是为了爱护、传承、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也不乏制造噱头,谋取利益者。这种比附,显然是因对两种节日的内涵,缺乏深入、细致、耐心的了解、分析,而有失简单、粗暴,更不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王天鹏:《七夕节的民俗文化阐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 周玉娴:《从戏曲、小说看牛郎织女传说在清代的演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3. 陆婧:《“牛郎织女”神话的渊源及其流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 曾应枫:《广州乞巧风俗改革探析》,《探求》2017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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