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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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的形态和组织形式、资本的形态和吸纳形式都有了全新的构型。从今天互联网世界几乎全部由超级平台主导的事实可以看出，资本通过平台及其算法凌驾的不只是剩余价值，还是整体社会关系，并且是对社会关系的实质吸纳。通过立法和监管将资本和平台规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目标。

原文 ：《总体吸纳：要么算法，要么乌有》

作者 |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静

图片 | 网络

当下，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不但给商业本身带来了深远影响，还引发了涉及劳动形式、资本形态、剥削方式、分配方式甚或权力话语等多维度的讨论。这意味着，随着数字技术在生活所有维度上的进入，社会生产的构型正在发生全面改变。这种改变体现为一种新的关系被强加到公共性与私人之间、个人与特定社群之间、科学与权力之间、超级节点与散在终端之间。这也正是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成功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的方式。

当然，更不能忽视的还有资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今天互联网世界几乎全部由超级平台主导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资本通过平台及其算法凌驾的不只是剩余价值，还是整体社会关系，并且是对社会关系的实质吸纳。在平台经济模式中，关系的耦合性表现为App应用软件的连接。智能监测装置的在场使得对社会关系的实质吸纳显形。甚而有之，由于生产环节与非生产环节的界限被模糊，资本对关系的霸凌和吸纳不仅体现在对劳动不同环节的结合利益的占有上，更体现在与生产时间与非生产时间、工作与休闲、劳动与消费的所有环节的耦合上。

被改写的劳动组织形式

在互联网催生的众多社会变革中，就业形态和劳动组织形式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方面，它不但在微观层面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形态，更在宏观层面上使生产方式中各种关系得以发生根本性颠覆。一些新的工作出现，另一些工作消亡；一些工作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重塑筋骨，另一些工作则干脆“人机共舞”。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曾在发言中指出，以“逆向劳动过程”概念作为平台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的一个本质性区别：在以工厂为中心的传统价值创造过程中，资本面临的问题是把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劳动”，劳动过程是其关注的核心；而在平台模式中，劳动者直接出卖劳动本身，劳动隶属关系被悬置，资本面临的挑战则是在不必维持劳动力隶属的前提下维持劳动的稳定性供给。

可以看到，这种“逆向劳动过程”的实质是劳资关系的改变，从“资本—劳动力”变成了“资本—劳动”，传统中需要维持的人的因素变成了可以通过最大范围的社会化替换的因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平台所建立的新的联结法则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劳动的社会化程度被进一步提高。

基于零工劳动平台的“零工劳动（gig labour）”。平台所搭建的零工劳动模式使得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无产阶级理论都遭受到了挑战。因为它是以传统企业组织者所承担的责任的“拆卸”来实现的。当劳动者转变为零工劳动平台的用户，不但劳动范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发生转换，而且劳动关系隶属也发生变化。这种改变使传统被组织、管理的劳动变为面向特定客户的分散劳动，并将劳动者置于去组织化的境地，导致其边缘化趋势加剧，成为社会的孤岛。无所不在的算法陷阱和信息不对称更进一步加深了用户的选择困境。而劳动隶属关系的变更则造成了劳动者权利和福利的更大损失。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涉及社保缴纳等问题，劳动者只能和一家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平台采用“众包模式”的方式，通过众包服务公司间接地与劳动者签订众包协议，切断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直接雇佣的劳动关系。同时还采用“外包模式”的方式，引入第三方外包及进一步分包或转包，形成复杂的外包关系网络，而这种模式的最终形态就是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与外包公司之间形成合作关系，从而消解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这一系列方式使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难以认定，劳动者成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平台合作者。于是，一旦发生事故，平台不但可以推卸对受害者的责任，也可以推卸对工人的责任，维权难以进行。并且，由于缺乏传统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劳动者也难以获得内部组织力量的帮助和享受应有的待遇，社会风险和沉没成本异常之高。

高度依赖于网络平台的“灵活劳动（flexible labour）”。“灵活劳动”强调“劳动工作本身的灵活性（flexibility in work）”，这一类工作与传统的全日制工作相比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劳动模式更为灵活，平台和劳动者之间会签订严格的法律劳动合同，但是平台不会对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过程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组织。进行“灵活劳动”的劳动者由于拥有弹性的劳动时间和地点，会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实时跟进自己的劳动成果。常见的例如平台主播，平台成为其劳动的重要中介，不但架构起了主播的劳动模式，甚至进一步影响着主播的生活模式。弹性的劳动时间和空间使得主播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逐渐消弭，生活即是在工作，工作即是在生活，工作和日常生活都受平台的渗透性影响。尽管平台不会严格管理主播的工作甚至生活，但是主播会不断根据平台的数据反馈自我检查和改进劳动过程。“灵活劳动”看似具有劳动者自我意志的高度灵活性，但实际上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会根据平台的需求自我规训劳动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

多边平台追求核心交易完成率和资产轻量化的策略使得它们对上述两种劳动不再采取劳动雇佣的形式（雇佣劳动提供者作为平台员工），而是采取合作方式。齐泽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之称为“用户无产阶级”。零散用户与强中心的平台之间处于绝对的非对称地位。这种劳动关系的变化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成为数字经济之下劳动组织形式多样的原因之一。它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和社会挑战兼而有之。

传统的办公室劳动转变而来的线上劳动。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很多企业所采取“居家办公”模式或“线上办公”模式。它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克服了因物理距离而造成的工作联结的断裂，甚至对劳动者似乎也不乏益处：他们不仅保住了工作，保住了安全，而且因为居家工作，省下了通勤的时间和费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而获得了更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在疫情结束后社会基本全面恢复正常的时段内，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互联网公司试图继续推行阶段性的“居家办公”模式，因为资本从中看到了比传统办公室办公更为有利的价值空间。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来考查的话，这是以技术实现的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又一次挖掘。如果说996工时制以其直白的贪婪把一百多年来劳动者为争取休息权的斗争抛诸脑后的话，那么“居家办公”则是从时间、空间和隐私三方面对劳动者加深了控制。“随时待命”的在线状态对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边界模糊使得绝大多数居家工作的人比平常工作了更长的时间。英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此项数据是每人每周有6小时的延长工作时间。如果居家办公成为一种常态，不但意味着对劳动者劳动的超量占有，而且可以节省办公用地等不变资本的支出，改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如果它在更大范围内实行，企业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在税收、政策和人力成本等方面的各项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率。

被算法监控和规训的传统劳动。表面上看起来，这类行业受数字技术的宰制远低于前两种，但其实不然。2021年12月，《南方周末》报道了一家名为便利蜂的连锁经营便利店使用算法和视频监控对员工的日常行为进行严格控制，不仅包含了对从选址、订货、物流一系列行为的决策，甚至连货架陈列和打扫卫生等细节也被纳入刚性管理。事实上，使用监控技术对劳动过程进行管理甚至规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便利蜂”事件之所以引起震惊，不但在于将自己定位为“数据科技公司”而非零售业的便利蜂，使用算法对从策划到销售以及店铺经营的全环节进行自动化控制，以达到在任何一个琐碎细节（如柜面陈列、补货、地面清洁程度等）上的标准化，还在于它所预示的企业经营者对数据和算法使用极致的警示。可以预测，这一趋势有可能愈演愈烈。这种以算法系统的刚性标准填补原有的社会连接方式的做法，不但是对人类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双重替代，逐渐将劳动者驱逐出劳动过程，而且是对社会法则构型的改写。它所制造的“机器控制主义”从本质上成为以机器学习的算法逻辑来布展的生命政治治理术。

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劳动的在场方式以及劳资关系的社会间距，使得劳动者和使用算法的资本持有者之间的博弈日益倒向后者。这些方式无疑都改变了劳动的结合途径和手段，使劳动异化进一步加深。

对社会关系和公共性的吞噬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公共性的生产不但成为社会生产形式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其他支配性劳动形式的首要特征。在数字化技术对生存方式的全局性架构之下，通常使用的数字系统和应用软件大部分往往是作为免费或少量收费的共享性产品或服务被提供给公众的（它的盈利方式是另一个问题，但显然不属于直接的、一次性的价值完成）。这种分布式、共享性的服务既加深了社会（数据采集）或平台因素（数据挖掘和分析）对企业劳动过程的参与，同时也意味着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生产资料的纯粹私人占有被重写、改写。因此，不但劳动过程本身必须被置于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协作劳动的意义上予以考量，数字算法对其中社会关系的塑型、影响也必须被加以重视，它在目的导向上是向资本倾斜的。

如果说算法对社会关系和公共性吸纳在有形的方面体现在上述四种劳动形态下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对劳动组织形式的直接改写的话，那么其在无形的方面是改变了传统社会连接方式施加在个体之上的承载意义以及规训与抑制的性质，从而使主体在被构建的过程中遭遇“质询”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种社会关系对技术控制的从属不完全兑现为算法对劳动者的人身监控，更表现在通过一种社会性规训取代了前算法时代的机器控制。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其指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全自动控制机和信息处理机……重建了一种普遍化的役使机制：可逆的和循环性的‘人-机’系统取代了二者之间的不可逆和非循环的古老的征服关系；任何机器之间的关联是通过内在的互通（而不再是使用或效用）而实现的。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之中，可变资本规定了一种对于劳动者进行征服的体制（人的剩余价值），其主要范围则是企业或工厂；然而，当不变资本的比例随着自动化的过程而不断增长之时，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役使，与此同时，劳动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剩余价值变为机器性的，而范围则扩张到整个社会。”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建构起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立场和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正好相反。同样是通过连接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在他们两人那里更多地是生成的结果而非原因。于是，生产和产品成了同一，生产成了社会生产，这当然也包括关系的再生产，即公共性的形成。

资本借助平台算法对公共性所进行的吸纳不仅重塑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而且愈发通过这种关系的结合力不断增强自己的先发优势。除了之前谈到的逐渐优化的算法加深了对劳动者的控制，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所掌握的数据对用户的行为进行分析和预测几乎是必备的行业手段。哈佛大学网络心理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指出，大数据时代所具有的实时、无缝全数据记录技术让人类进入了“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平台操控者（她称之为监控资本家）的第一步是在行为预测的基础上通过投其所好和量身定做让用户对平台产生依赖心理，接下来他们希望实现让目标人群顺应算法产生惯性自动化，成为“机器控制主义（instrumentarianism）”的合格制品。这种强加于大众的实践和态度之上的规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人格特征的事实权威。它不以权威的形式显现，因而也无法反抗：要么算法，要么乌有。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形，利奥塔早在《后现代状况》中就已经预见性地提出警告：全面的数字有可能将社会语言简化到效率层面。现实则被最大限度地构建为由工具性宰制的封闭系统。其目标是要保证意义对噪音的最大比率。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是效率对人性的最大比例和利润率对劳动者权利的最大比例。

在数字化技术从广度、速度、深度和复杂程度上重构劳动方式乃至社会模式时，也要警惕资本逻辑对技术的统摄，尤其是在平台模式快速扩张其生态系统的过程中，资本能够通过平台这一中介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其对社会的总体性吸纳。平台通过分布式、共享性的服务不仅将劳动而且将一部分社会功能囊括进其生态系统中，数字算法在其中的导向是否由资本控制是不容小觑的问题。当基于社会功能生产出的公共性和基于平台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被资本吞噬，那么带来的是比前算法时代更为严苛、也更为无形的社会规训。通过立法和监管将资本和平台规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目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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